主持人王利芬：各位金融界的朋友们和关注金融业发展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今天是一个星期六的早上，大家看到这里面的场面是分外的热烈，我想在周末的早上来到这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关注金融业的发展。从刚才新闻记者对台上几位嘉宾热切关注的程度和照相机拍摄的情况来看，金融业的发展是多么的令人关注。

首先请允许我对台上的各位贵宾做一下介绍。他们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女士、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唐双宁先生、交通银行行长张建国先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李连仲先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先生、渣打银行中国区总裁曾璟璇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所长李扬先生、花旗银行前亚太区资产融资总部总裁夏保罗先生、中央电视台广告部副主任何海明先生。谢谢各位贵宾的到来。

首先请允许我邀请中国金融网总裁何世红先生给大会致辞。

何世红：谢谢王利芬老师，尊敬的吴晓灵行长，尊敬的唐双宁主席、尊敬的张建国行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以及新闻界的朋友们，早上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大会组委会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今年的年会由中国金融网联合CCTV经济频道和搜狐财经共同主办，会议旨在相互交流、共同研讨2006年我国金融形势走向，分析和展望2006年我国金融发展前景。

2006年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重要一年，中国金融业全面开放的步聚将在年底全部完成，在金融业开放和改革继续深化的进程中，转型和成长将成为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主要的基调；管制的放松和经济的转型将推动金融市场宽度和厚度的增加。研究表明，成功的转型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开放。在中国金融市场上，金融开放的深化即将打破中国金融业的低效率均衡, 并将有力推动国内金融业改革的前行。

中国金融业在重整、革新、建设与追赶的过程之中度过了2005，经过市场的检验，中国金融业在积累信心、方法和经验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并且正在重塑自身。面对2006年金融开放，中国金融业如何乘风破浪、不断前行？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与各位领导、各位专家以及新闻界的朋友们共同研究、探讨2006年我国金融形势走向，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和金融工作者能够畅所欲言，贡献出自己的智慧。由衷希望2006中国金融形势分析、预测与展望专家年会暨第二届中国金融专家年会，能够对参会朋友有所帮助。最后对大家的到来再一次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预祝2006中国金融形势分析、预测与展望专家年会暨第二届中国金融专家年会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以及新闻界的朋友们在会议期间生活愉快。谢谢大家。

主持人王利芬：谢谢何总。下面有请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女士作主题演讲，有请。

吴晓灵：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非常感谢大家牺牲休息的时间到这里参加论坛。2005年我们国家的经济、金融取得很好的形势，各地区、各部门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国民经济呈现出了增长较快、效益较好、价格平稳、活力增强的良好发展态势。2006年，中国有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测目标，即GDP增长8%，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上升3%左右。

2005年货币金融形势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保持了平稳运行的良好态势，全年广义货币M2增长17.6%，人民币各项存款增长19%，贷款增长13%。贷款投向和期限结构优所改善。金融支持三农力度进一步加大，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运行平稳，汇率有升有降，弹性逐渐增强。资本市场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股市信心逐渐恢复。

2006年货币政策将保持稳定，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调控目标为16%，人民银行将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保持利率、汇率的基本稳定。

2006年是我国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巩固宏观调控成果，实现“十一五”规划良好开局的关键之年，也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的最后一年。当前国内外总体形势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

2006年世界经济将保持稳定增长，据有关国际机构预测，2006年世界经济增长4.3%左右，与2005年大体持平。世界贸易增长7.6%，略高于2005年。世界经济也面临发展不平衡，石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等潜在风险。但总的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国际环境是机遇大于挑战。

2006年，国内形势总体有利于经济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加大，投资、消费、出口均能保持较快增长，经济自主运用能力不断提高，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经济普查数据调整后，各项宏观经济指标更趋稳健，显示出更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2006年，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投资反弹的可能依然存在，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剔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3.7%，增幅比上年提高3.8个百分点，目前在建、新建和拟建规模仍然偏大。2006年是“十一五”规划实施的第一年，会有一批重大基础项目开工，投资热情继续高涨、投资反弹压力依然较大.

二是资源价格调整的压力和产能过剩并存的局面，使物价走势面向上行和下行的双向的压力。特别是在能源、资源约束下，物价上升的趋势不容忽视，应该说在目前物价不是太高的情况下，正是我们调整能源和资源价格的有利的时机。公共服务类价格、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等，将带动生产成本的提高和整体物价的上升，企业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消费会因此受到一定程度冲击，仍然需要进一步密切跟踪物价走势，对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

三是为了维护国际收支平衡和应对产能过剩的矛盾，我们必须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但要对此过程中带来的就业问题和银行资产质量的风险给予高度关注，尤其是结构调整，在短期内带来了较大的就业压力，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倍受社会关注，产业结构升级，伴随着一些经济效益不高，竞争能力不强的企业，在竞争领域的逐步退出，银行贷款成为不良资产的可能性也在加大。

对于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货币金融政策应更加关注市场流动性过多的状况和疏通资金流通渠道，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优化资金配置。

1.适度调控市场流动性，是人民银行今年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由于外汇资金的增加，各家银行通过结售汇业务获得了大量的人民币业务头寸，使人民银行系统具备了极大扩张能力，为调整货币供应量的适度增长，人民银行通过发行央行票据，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等多种手段吸纳社会过多的流动性。2005年，全年人民银行发行央行票据2.8万亿元，年末余额2.1万亿元，2006年前两个月，人民银行又发行央行票据8250亿元，2月末余额达到2.4万亿元。

在社会融资渠道不畅，商业银行业务扩张受资本充足率约束较强的情况下，央行票据的发行是商业银行较好的投资选择。但在情况发生变化，如商业银行投资选择余地增加和贷款意愿增强时，央行票据的发行将处于比较被动的局面。2004年至2005年，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资本充足率等硬性改革条件的要求，使商业银行的贷款发放更为审慎。

2005年下半年，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以来，银行贷款发放的能力和动力明显增强。在金融机构资产扩张的能力和意愿不断增加、外汇资金持续流入的形势下，如何加强人民银行调控的主动性，是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保持货币政策稳定和中性的同时，人民银行将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及其组合，将商业银行的头寸调控到适度的水平。大家看中央银行货币资金的送和紧，应该主要看调控目标，这是货币供应量M2是16的目标，还有年初制定的贷款投放总量的预测，如果这种预测目标没有发生改变，就不应该理解为央行货币政策取向有所改变。

中央银行怎么样达到这个调控目标呢？我们要注意观察商业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也就是说它自由扩张的能力是中央银行要调控的操作目标。在这两个目标之间，中央银行利用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工具，应该说不牵涉到银根的总体松紧问题，我希望大家能够掌握这样一个判断的标准。

2.在总量调控下，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是2006年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银行信贷比重过高，直接融资渠道不畅，正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瓶颈。人民银行将一如既往地推动债券市场发展，依靠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金融产品创新为重点，加强市场基础建设，完善市场功能，不断推动金融市场的快速健康发展，逐步推动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稳步扩大企业短期融资券发行规模，进一步研究拓展企业在银行间市场直接融资的方式和途径，力争适时推出新产品，推出金融衍生产品创新，进一步完善做市商和经纪商制度，加强债券登记托管体系。

人民银行积极支持基金的发展，培育机构投资人，逐步扩大银行投资的基金公司的试点，完善服务公众的投资证券工具，促进储蓄向投资转换，为股市拓宽基金渠道。我想第二方面的工作，我的发言仅在人民银行的职权范围内能做出的事情提出措施，在此我呼吁其他的证券管理部门和企业债券的管理部门能够想市场之所想，为企业拓宽更多的直接融资的渠道，给市场以更多的自主权。

3.人民银行将配合有关部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维护国际收支平衡。

中国外汇增长较快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目标。外汇储备增长过快，是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反映，是长期以来我国在政策上鼓励出口、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和外汇政策“宽进严出”取向的结果。维护国际收支平衡，也要以政策调整来促进结构调整，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一是继续调整“宽进严出”的外汇政策取向，解决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的政策源头；二是进一步扩展外汇资金运用方式，变“藏汇于国”为“藏汇于民”；三是有序可控地拓宽资本流出入渠道，稳妥推进对外投资，构建完整的走出去外汇管理促进体系。

汇率的灵活性有助于国际收支结构的调整，但汇率的大幅度变动，不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人民银行将调整外汇政策、释放合理需求、控制非正常外汇供给，为新的汇率形成机制运行创造良好的运行环境。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发挥市场供求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

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加快推进外汇管理体系改革，建立健全调节国际收支的市场机制和管理体制，实行资金流出入完整考虑。随着利率、汇率市场化程度逐步增强，将为市场提供风险管理工具，研究推动并完善利率互换试点，进一步加强对远期利率协议的研究，适时开展远期利率协议试点工作，逐步推出标准化和非标准化和约的外币兑外币、人民币兑外币的衍生产品，企业和金融机构要适应资金价格变化，学会运用衍生工具管理和控制风险，改变自身传统经营理念，增强应对市场风险的经营能力，逐步适应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加快融入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

在此我希望各个媒体不要过多地关注人民币升降的幅度，这是市场运作的结构。我们更应该关注我们的企业、我们的金融机构、我们的社会是否对资金价格的变动做好了准备。中央银行的稳健的、逐渐的汇率改革和利率改革是在为大家争取时间，是在为大家争取机会。今年年底金融业将对世界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我们很多的市场机制必须要到位，因而我们的企业应该抓紧有限的时机，尽快地调整自己，让自己适应市场运行的变化，我希望我们的媒体能够在促进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个人，适应市场机制的变化上头多给予关注，不要过多地关注人民币汇率今天升了几个基本点，明天降了几个基本点。在市场供求为主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是正常的。

2006年宏观经济和政策将保持稳定，经济发展的活力和灵活性将得到增强，国民经济仍将保持去年的良好发展势头。人民银行将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加强本货币政策的协调，增强货币政策的主动性和有效性，保持货币信贷平稳增长，稳步推进金融改革开放，大力发展金融市场，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进一步改进外汇管理，提高金融服务水平，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快速、健康发展。谢谢大家。

主持人王利芬：下面允许对每一位主题演讲嘉宾提一个问题。

国际金融报记者：吴行长，这次温总理政府报告讲到国债发行要由赤字管理改为余额管理，请问这个政策的变化是否对央行的货币政策有什么影响？

吴晓灵：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应该引起金融界极大的关注，国债发行从发行量管理到余额管理，应该说是一个极大的进步。财政的用款实际上每一年是不均衡的。如果实行国债的发行额管理，财政部为了要把年终需要用钱的总量用足，又想均衡的发债，为了用足总量，不可能发短期的国债。为了均衡地发行，又要求它在发行的过程当中，如果在不太需要用钱的时候就发行长期的国债，实际上对财政很经济的使用资金是不利的。而且财政在它不需要钱的时候还在发债，在需要钱的时候又不能够根据需要量发债，使得财政的库款会发生比较多的波动，这对货币政策是有影响的。因为财政存款的减少就意味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加，财政库款的大量减少，就意味着社会流动性的减少，这样的话，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带来一定的影响。

财政获得了发债余额管理的权利之后，财政可以增强它的库款经营，当它需要用钱的时候，可以根据用钱的量和时间进度，因为还有税款的收回来确定它的发债量和发债时间。财政能够按照用款的进度来发债的时候，就可以发一些短期的国债，这样带来了两个好处。对中央银行来说，库款能保持一个稳定的余额，就可以使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的时候减少对财政库款波动影响的顾虑。当然，我们在公开市场操作中会经常和财政进行沟通，会对库款经营方面的进度进行沟通，毕竟它的波动的减少对货币政策的调控来说是好的，这是对中央银行调控。

对于金融市场发展来说，财政能发行一年期以内的短期国库券，也就是短期债券，就能够形成有效的收益率曲线，我们的金融机构要想适应市场化的改革，资产定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金融机构不会市场定价，市场定价能力不强，要想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是难以做到的。但我们的金融机构要做到资产的市场定价，必须有完整的收益率曲线、无风险的收益率曲线。我们的国债在过去不能发一年期以下短期国债的时候，这种收益率曲线难以形成。从2003年人民银行发行短期央行票据之后，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种空白，毕竟要以国债的短期收益率曲线形成一个完整的收益率曲线，对今后长期的发展是有好处的。毕竟央行的发行是特定的历史阶段，不得以而为之的金融政策的选择。

主持人王利芬：下面请大家欢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唐双宁先生。

唐双宁：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的问候，吴行长已经问候了，我就不问候了。我本来是不习惯念稿子，我在清华、北大给他们演讲时从来不念稿子。今天面对这么多媒体，为了使你们准确报道，我还是念一下稿子。我想讲两个问题：

一是中国银行业的变化与提高银行业监管工作有直接的任务。二是记者关心的人民银行改革的问题。2005年主要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防范风险能力、持续发展能力、经营管理水平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良贷款率从2003年的17.2%下降到8.9%，首次降到一位数。商业银行中资本达标的资本充足率的达标数量由2003年的8家上升到53家，达标银行的资产占商业银行的资产由2003年初的0.6%上升到75%，主要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抵补率达到32.6%，比2004年提高了52.4个百分点。贷款损失准备金抵补率超过90%的银行达到9家，其中提足准备金的银行有7家，分别比2003年增加3家到4家。主要商业银行所有者权益为1.1万亿元，比2004年增长24.5%，第一次超过了贷款资产和存款的增长率。为进一步提高监管的有效性，银监会在2005年制定了《提高中国银行业监管有效性中长期规划》，提出了十项任务，并围绕这十项任务开展工作。

（一）逐步建立起高效组织管理体系与合作有序的监管协调机制。包括强化垂直管理，完善信息共享机制，整合监管业务流程，推进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管的专业化分工和有效协作，建立和实施严格的监管评价、考核、问责机制和激励机制，完善属地监管和监管备忘录制度等等。属地监管，比如对过去的12家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原来都是由属地管理，现在有选择的分期分批的，由省里的银监局进行监管。

（二）初步形成结构完整、层次清晰的审慎监管法律体系。包括全面清理银监会成立前发布的300多件监管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并予以整合。发布了《银监会法律工作规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银行开展小企业贷款业务指导意见》、《货币经纪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指引》、《外资银行法人机构公司治理结构指引》、《外资银行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监管指引》、《信托公司内部控制操作指引》、《汽车金融公司风险管理指引》以及《信托投资公司风险管理监管评价手册》等一系列促进银行业稳健发展的审慎监管规定。

（三）构建规范、公正、透明、高效的市场准入管理体系。包括指导银行业金融机构明确市场定位和发展战略，优化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功能定位和整体布局；完善科学、审慎、透明、可操作的市场准入标准和程序，维护银行业公平竞争，促进金融创新。督促大型银行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指导外资法人机构优化股东结构，分两批实施了对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并逐步建立了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市场准入监管体系，规范了邮政储蓄机构的准入管理；依照《行政许可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要求，公布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修改、完善了现有市场准入标准和程序，对同质同类银行业金融机构采用相同的准入标准，突出了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策略、公司治理、资本状况、股东资格和管理能力的审查，明确了审批、核准的界限、范围以及时限要求；制定了商业银行开展衍生产品交易和进行资产证券化试点的市场准入管理程序，发布了《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修改了《申请设立财务公司规程指引》，起草了《金融机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

（四）逐步完善系统、科学的非现场监测体系。包括加快非现场监管信息系统建设，研究制定非现场监管工作流程和确立主监管员工作制，采用贷款五级分类偏离度、贷款迁徙和同质同类银行比较方法以及大额风险、零售违约、案件发生情况等多项监管统计、监测制度，重点推进不良贷款监测体系和客户风险信息统计共享制度的建立；督促各类银行业机构依法及时披露年报和日常经营信息，在城市商业银行和信托业首次推行信息披露制度；今年城市商业银行将全部披露信息，并正研究新的风险监管核心指标体系和非现场监管指引，建立统一的商业银行非现场监管框架和流程。

（五）初步建立持续、有效的现场检查体系。包括改进现场检查的组织方式、工作规程和信息系统，根据非现场监测分析和监管评级结果，区分不同机构和地区特点，逐步向持续性、专业化、精细化转变，并编写《现场检查规程》、《现场检查手册》，以及开始着手编写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的现场检查手册。此外还成立了跨部门工作小组，研究制定统一的银行业机构现场检查手册。

（六）不断完善持续有效的风险评价、预警体系。包括规范各类银行业机构的考核评价和风险评级办法，完善对商业银行的骆驼评级体系，制定并实施了《商业银行监管评级内部的指引》，建立风险预警系统，健全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及时监测、发现银行业机构的经营风险。

（七）积极探索及时有效的纠正与处置体系建设。包括建立银行业从业资格黑名单制度、银行业金融机构整改情况的跟踪监督制度以及分类监管制度；研究银行业金融机构破产、撤销等市场退出制度；成立中小商业银行风险处置小组，统筹负责中小商业银行风险处置工作；制定《城市商业银行监管与发展纲要》，并与人民银行积极研究制定问题银行的处置工作机制。

（八）跨境银行业监管合作机制建设取得进展。一是扩大了跨境监管合作范围，丰富了合作内容。先后与美国、英国等16个国家和地区金融监管当局签订了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并起草了跨境机构监管合作指导意见。二是加强了对中资银行境外机构的现场检查，建立了对中资银行境外机构及东道国（或地区）监管机构的访问制度；我们现在的银行机构，应该说境内外的银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过去我们加重的是对境内的监管，现在我们对境外机构也开展了监管。制定并实施了与境外监管当局的信息交流机制；定期向境外监管当局通报外资银行市场准入信息；加强了对东道国（或地区）监管当局监管能力的评估。三是积极配合境外银行监管当局对在华外资银行的监管工作，先后支持配合美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监管当局来我国境内开展对相关外资银行的现场检查。我们到境外的分支机构进行检查，他们也要到境内的分支机构进行检查。

（九）进一步完善专业化、国际化人才培养与激励机制。包括加强与境内外有关机构的合作，开展多层次培训，与美联储、香港金管局等境外机构合作举办了市场风险、非现场监管信息系统等培训；选派监管人员分别到美国货币监理署、英国汇丰银行、美国杜克大学等机构实习或学习；加强了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和政府特殊津贴人员的推荐工作，实行职务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出台了非领导职务设置办法，并建立了专业考试委员会，已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了两批转业干部。

（十）促进社会金融环境进一步好转。包括建立完善的公共金融基础设施和有效的市场约束，培育良好的信用环境，如开展信用卡业务、集团客户风险控制及征信系统建设等调研；积极跟踪、配合发展改革委员规范和发展担保行业的工作等等。经银行业金融机构自身努力和银监会的监管，我国银行业机构整体上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完善，资产质量、资本状况、盈利能力不断改善。这里我想强调的是，监管本身不是目的，银监会将一如既往地注重加强风险监管与改进监管服务、维护银行业体系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努力实现监管、发展、创新与稳定的和谐统一，支持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快速发展。以上是我对当前监管的情况做这么一个回顾。

二、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几点认识温家宝总理最近在答记者问时回答了有关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问题。我认为这个回答是客观的、慎重的、留有余地的，温家宝总理的回答我的理解可以概括为六句话：取得一定成绩（这是从改革的估价讲体现留有余地），需要总结经验（是从方法上讲），坚决绝对控股（是从原则上讲），重在公司治理（从工作重点上讲），注意防止损失，继续向前推进（说明方向是正确的）。关于理解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的谈话，我想谈以下两点：

（一）谈几点总体认识 1.国有银行改革是几届政府甚至是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的方针（此次已是第三轮改革：1984年以前是大一统的一家银行，1984年到1994年改为国家专业银行，1994年颁布了商业银行法，成立了政治性银行，从1994年开始到2003年又是大约10年时间，叫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改革，从2004年开始进行了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改革，所以已经是第三轮的改革，是几届政府甚至是几代领导集体确定的方针）。

2.此次改革是在国务院领导下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组织下进行的，依法按市场原则的操作方式，经过长期酝酿准备，我们回顾一下可以发现：3年铺垫，从98-00，包括一系列的内部改革和补充资本金2700亿，剥离1.4万亿，降低不良贷款，都是为改革做的铺垫；3年论证，从01-03，实际上不只三年，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当然论证有很多，权衡利弊进行的决策；3年实施，03年底到现在，经过了长期的准备，也是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成效的。

3.有各种看法是正常的（才不敢懈怠）。正如贾宝同志讲只有这样我们才不敢携带，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对这件事情的关心、负责任的表现，我们是欢迎的。目前的议论主要集中在四个问题上，我把它概括为四论，可以概括为“四论”即安全论（是否影响国家安全）、贱卖论（价格是否贱卖）、无用论（进行的政策有用无用）、排斥论（是否排斥了民营资本），以上是第二波的议论。（第一波的议论大体在2004年，主要围绕再次剥离、汇金公司定位、外汇注资合法性等，现在这波议论已经过去了）。现在第二波议论有各种议论是正常的，我们表示真心的欢迎。

以上是我谈的总体认识，我预测今后还会有第三波、第四波议论，这些议论都是正常的。这是我谈的第一点，总体认识。

（二）对“四论”的看法 1.安全论（是否影响国家安全）：（1）宏观上高额不良贷款是最大的不安全（其中有内因也有外因）；（2）绝对控股为安全提供了保障（制度保障）；（3）微观上国家机密有保障措施（国家机密讲应该有完善的措施，任何国家都要对自己的国家机密有严格的规定，国家机密应该说是有保障措施的），商业机密（是我们面临德新问题，应该说各家银行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也采取了措施（如分工上、制度上都有相应的措施），当然也要总结完善。

2.贱卖论：第一句话价格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不能简单地讲贱卖、贵卖；第二句话是反复谈判力争的结果；第三句话从技术上分析上看（P/B值等）也是合理的。

3.无用论（引进境外投资者有用无用）：（1）中国人智商一点不差，许多方面更聪明（比如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我觉得我们处理得更聪明，他们跟我讲，从一个侧面反映更聪明，就是说幽默分形体幽默和语言幽默，你看外国的幽默片都是形体幽默，走走路，阳台上掉了一盆花砸了，是形体幽默。中国人讲的是语言幽默，说明我们智商更高，你看刘老根电视剧说10个大汉把我打也打不倒，为什么？绑到树上打。再比如，我去银行行长得先给我说话，为什么？先说什么？行长说“你出去！”我就说这个意思，应该说中国人智商更高、更聪明）；（2）在银行技术问题上：衍生产品、代客理财、公司治理等，缺少经验。（3）在技术上向境外学习是有用的。

4.排斥论（即是否排斥了民营资本）：（1）要区分资本准入和机构准入，不能笼而统之。（2）资本准入上对民营资本从未限制，可参股、可控股，目前已有一大批民营资本参股甚至控股商业银行，但坚持二条：第一，不能从事关联交易，不能凭借参股控股的关系套取贷款；第二，坚持所有权经营权分离，经营管理者不一定是你入股的企业，而应该要懂得银行的管理和技术。（3）对机构的准入取慎重态度，不是针对民间资本，而是由于银行机构数量基本饱和（基本饱和不是绝对饱和，当然结构上还需要调整，比如地区结构，中西部地区是不是还应该总体发展一下）；目前风险仍然较大；整体缺少专门的懂业务会管理的人才。所以对银行机构的市场准入要慎重。

关于“四论”我就谈以上个人的看法，谢谢大家。

记者：今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于农村信用社来讲是一种政策任务，完成这个任务是信用社历史上必须完成的，也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但是它对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是向商业化发展，目的是利益最大化，我们怎样才能既完成政策历史的任务，又能够争取事业的最大化利润，谢谢。

唐双宁：掌声热烈，说明提的问题比较合乎大家的要求。你这个问题问着了，因为就是我分管，我也很愿意回答你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说是当前从全社会各行各业都应该认真考虑和把它做好的问题。从金融角度讲，改革发展取得很大成就，但是存在着两个不平衡，第一是大银行的改革和中小银行，特别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改革的不平衡。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包括三类，农村商业银行50家，农村合作银行有70家，农村信用社有3万家，这是一个不平衡。第二个不平衡是城市金融体制改革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不平衡。城市金融体制改革迈的步伐比较大，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当中的金融机构包括农业银行，也就是包括商业银行、政治性银行、合作金融机构、邮政储蓄等等，所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加快农村体制的改革，对于这个问题，中央政府和职能部门、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

我可以给你透露一个信息，昨天我刚刚审改了关于这方面研究上报的方案建议。农村信用社，刚刚召开了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监督管理工作会议，农村信用社，全国经过改革和整合还有三万来家，应该说发展很不平衡，东部地区发展得相对来可以，中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确实面临着一个支持新农村建设和三农的矛盾。我们应该从多方面考虑和解决这个问题。从我们农村信用社本身来讲要防范风险，提高金融管理能力，尽快跟上主流金融的步伐，所以我们提出“两个充分、两个过渡”。

“两个充分”，就是充分肯定前一阶段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充分看到今后的改革难度；“两个过渡”，就是用一年时间，由目前的贷款四级分类过渡到五级分类，我们现在全国的金融机构都实行五级分类，有的甚至实行十二级分类，我认为对事物分析的越细致，说明我们对事物的认识越深刻，现在唯独农村信用社停留在四级分类上，我们用一年的时间，由四级分类过渡到五级分类，用五至十年的时间，将目前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过渡为分期、分批，逐步过渡到现代金融企业，或者叫社区银行。

五到十年能否过渡去？有不同的看法。东部地区讲用不了五年，我现在就可以了。比如深圳的农村商业银行、上海的农村商业银行，都不用了十年。也有的说十年恐怕够呛，可能要更长的时间，比如西部的农村信用社。总体而言，中国非常大，总体情况非常的复杂，但总体而言，这个提法是比较现实的，经过努力是可以做到的。目前你提问的重庆在西部地区，在西部地区有些农村信用合作社如何进行商业化经营，又做好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任务。目前比较可行的措施就是要充分发挥政治性银行的作用，比如农业发展银行，总体上要办好贷款收购这方面的业务，对于西部或者贫困县三农的贷款，我觉得国家政治性银行，国家财政上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这种关注和支持并不是要兴办多少机构，可以委托农村信用社去代理，农村信用社通过收取手续费的形式，当然自己也要办一些商业性的业务，通过磨合的办法和过渡的办法，前提是你要逐渐引用金融管理体系逐渐解决这方面的矛盾，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金融机构提出的要求。

主持人王利芬：刚才唐先生脱稿讲话不仅具有吸引力，而且非常的准确。所以我希望下面的演讲嘉宾把演讲时间控制在10分钟以内，并且脱稿讲话。谢谢。

下面有请交通银行行长张建国先生。张建国：谢谢主持人，各位嘉宾、各位朋友，会议主办方确定今天的讨论主题非常具有挑战性，讲制定政策，讲体系改革，讲银行业监管，这是吴行长、唐主席的职责，讲预测，这是经济学家的专长。作为商业企业的负责人，我讲具体。但本行又是在去年6月份在香港上市的银行，本月底将召开我行的董事会，披露05年的经营业绩，所以也不能讲。

从银行经营角度和银行专业人员的角度，我谈这么几个观点。今天会议的主题其实是扣准了整个中国商业银行业所处的时代，我们正处在巨大的变革的时代，这个时代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我们国家的经济快速、稳健发展，为商业银行提供了绝佳的发展机会；其次，整个商业银行体系，包括我行仍然处在急剧的转型时期。转型可以用这么几个词来概括，一是创新，二是八九十年代西方普遍讲的D（英），三是我们处在后WTO时代，吴行长讲到今天所有西方的符合监管要求的兼容企业就可以，按照我们国家在签订WTO规则的时候，就可以进入与中资银行共同发展，一起一统上下。

在这个时期，从商业银行角度确实做这么几件事情，一是抓住机遇，加快改革，或者叫深化改革。刚才唐主席把中国商业银行体系的改革分为三阶段，也就是三步论，非常的科学，也是中国商业银行改革的实践过程。2003年底，中建两行率先启动改革，限期了新一轮商业银行改革的浪潮。在此之前，中国的商业银行都处在急风骤雨时期，商业银行进入了急风骤雨改革时期，我们交通银行在商业银行当中率先完成了财务重组、引入外资、海外上市，可以这么说改革是交通银行发生的重要变化。在改革之前所有的大银行长期以来积淀下来的历史都存在的，改革之前，一些中小企业，包括重庆这位同志讲的，一些金融企业与生俱来的现象我们都存在，改革使我们发生了变化，改革也会使其他商业银行和所有金融期发生变化。

其次是努力实施战略转型。我们长期以来善于讲中国话，基本上我们和国际上的金融企业缺少共同的语言，人们一张嘴就是roa、roe，我们不仅要讲好中国话，也要讲好世界语。

第三是自主创新稳健发展。从去年年初以来，国务院、央行、银监会和其他监管机构以及相应的部委对商业金融街的发展创造了越来越宽松的环境，市场准入在产品创新和具体的金融定价方面，毫无疑问，对我们商业企业的要求创造越来越完善的经营条件。

第四是加强管理，严格内讧。改革取得了不同方面的管理，加强管理，严格内讧，是商业银行永恒的主题。目前有的媒体在报道，中国的银行业机构还是发生了内讧案件，经济环境整体形势很好，但是结构性、行业问题依然是银行需要面对特别严峻的形势，我们加强管理、严格内讧的任务非常的艰巨。银行业、银行有的机构虽然完成了改革，但是基础管理水平仍然亟待提高。

虽然完成了改革，但是银行业从业人员的素质还需要转变。不要说中国的商业银行，其实全球商业银行业也都如此。监管特别的严密，公司治理、内部管理，特别完善的西方的金融企业也不时传出这样和那样的案件和事情。大家可能还记得多少年前曾经发生过很多大的事件，几年前也发生过李森案件，在两三个星期以前，英国发生了5300万英镑的欺诈案件，这些都说明银行业是风险行业，我们在这方面需要不断努力。

最后一个是引入外资，加强合作。引入外资，加强合作，不仅使外资获得在中国发展的机会，同时也大大地改变了国内商业银行的经营理念、管理基础和具体的经营工具。在这方面，我们获益良多，将和外资投资伙伴、汇丰银行加强合作，谢谢。

搜狐财经提问：我想问一下张行长，贵行在A股上市计划进程是怎样的？是否像您预计那样进展顺利，是否有其他的障碍？

张建国：我们交通银行去年6月23日在香港资本市场挂牌交易，由此成为了中国内地第一家到海外上市的商业银行。应该说上市以后，银行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切要遵从国际上监管机构和国际市场的原则。我们尽管没有在国内上市，但是国内的一些市场的规则，我们也严格的遵从。比如香港联交所，对于香港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的要求是一年两次，我们按照国内和海外两个监管和市场的要求，选择了一年做四次信息披露。至于A股上市，其实不在于哪一个地点，我们在香港上市已经达到了我们成为一个上市公司所要追求的所有目标。但是我们也需要考虑，因为到目前为止，所有参资中国金融企业的外方投资者不满足于现在在中资企业所持有的持股比例，汇丰在我们这的持股比例是19.9%，这是中国的法律、中国的监管政策和我们在长期谈判中确定下来的比例。像其他外方投资者一样，汇丰也还是愿意稳步住，希望当国内情况发生变化时提高持股比例。在A股上毫无疑问，外方投资人在企业内的持股比例将摊薄，这是外方投资人不愿意看到的。尽管国内市场有这样的呼唤，尽管从长远考虑我们有这样的计划，但近期还没有具体在A股上市的安排。谢谢。

主持人王利芬：下面有请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李连仲先生发言。

李连仲：刚才吴行长对金融形势做了正确的判断，唐双宁主席对银监会的工作、对四论讲了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讲得很好，讲得很生动。张建国行长讲了交通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情况，叫我来讲一讲，我没有稿子，但我又不能像他们那样讲得那么具体，我就谈一谈三个行长讲话的学习体会，看我的体会到位不到位。

我们国家2005年经济发展，GDP的增长9.9%，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1.8，按照国际惯例，GDP超过10%，经济过热，我们是9.9%，低于7%，像我们国家有些问题不好解决，像就业，所以，7-10之间是最佳的数字。通货膨胀率，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1.8，按照国际惯例，超过5%，就是严重通货膨胀。低于5以下，是轻度通货膨胀。我们是两个数字加在一起，它是一个高增长、低膨胀的最佳数字，体现了我们国家宏观调控这方面的管理艺术水平，说明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很好的重要标志，取得这样好的发展模式，金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体会之一。

体会之二，我们国家制定了“十一五”规划，召开了两会，召开了五中全会，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怎样推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在这些重要会议上，提出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金融今后的发展就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怎么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金融领域的改革和发展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金融领域需要关注的。因为几次重要会议，中央领导都提出要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经济发展全局，其中也包括金融领域，这是我的第二个感想。

第三个感想，就是刚才重庆那位同志提出，就是新农村建设，我们是一个重大的创新，一个重大的举措。过去都是由农村、农业发展给工业化提供原材料、劳动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要工业城市反哺农村、反哺农业，这是重大的战略。怎样实现这个战略举措，把我们社会事业、基础设施投资的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我们的金融领域、我们的金融企业要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所以，重庆那位同志，我觉得提得很好，但唐主席答得更好。但这个问题还需要研究，怎么完成中央和国务院的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目标。

第二个问题，就是转变增长方式。“九五”期间提出转变增长方式，提出了两个根本性的转变：一是由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两个转变是我们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它总结了前苏联的经验。前苏联上个世纪70年代就提出实行集约化方针，到它解体，没有完成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它对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进行根本的改革。我们要完成增长方式的转变，我们坚持两个转变：一是体制转变；二是增长方式转变。1995年我们提出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第三要完成增长方式的转变，就要加大投入的力度，加大支持力度，金融领域、金融企业、我们的银行怎样支持增长方式的转变，这也是需要研究的大问题。

第四是自主创新，我们提出要提高我们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要鼓励支持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支持产学研相结合，支持科研人员发挥我们的聪明智慧，创造出自己的民族品牌，创造出世界的品牌，这也需要金融的支持。

第五是扩大内需，由原来把重点放在投资，放在外贸来拉动经济增长，我们要发挥现在市场容量大、内需的作用，提高我们的消费率，扩大我们的内需。扩大我们的内需，一是要拉动一些产品的消费，像汽车、住房、信息产品，鼓励一些产业的发展，积极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中药。怎样支持扩大内需？我们金融领域、金融企业要发挥作用。

第六，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讲，我们有8100亿的外汇储备，怎样用好外汇储备？我觉得有一个重要思想，鼓励我们的企业“走出去”，开发国外市场，把我们的外汇储备变成我们的资源储备，变成我们的把外国的资源、原材料通过合理的外贸方式、投资方式保证我们国家能源资源的需求，这就需要我们企业走出去，需要资金外汇的支持。金融领域怎样支持企业“走出去”，在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成为国际竞争中的优胜者。所以金融企业对国家的金融发展确实起到重要作用。

今年是“十一五”规划的开局的头一年，金融的支持一定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会起更加重要的作用，一定会取得更好的成果。由于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谢谢大家。

财经时报记者：刚才李局长讲到一个提法非常好，提到把外汇储备变为资源储备，目前国家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打算？有没有具体的规划？

李连仲：国家的规划都在国家的“十一五”规划里面，如果把它学习好了，就掌握了我们国家的精神。财经时报记者：能否简单说一下呢？李连仲：鼓励我们的企业，有能力的企业，发挥企业经营的长处，发挥管理水平，通过投资、通过合作，来走向国际市场。把我们的外汇储备用好，使它增值，使它变为物质财富，使我们国家一切生产要素的源泉充分涌流，要使一切要素源泉迸发出来，为我国创造财富，把我们的外汇用活。

财经时报记者：对中国金融监管部门有什么具体要求？李连仲：刚才唐双宁主席已经讲得很全面了，他负责监管这负责的，再也超不出他讲得水平。

主持人王利芬：下面有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先生演讲。

夏斌：谢谢主持人。各位上午好，我讲得太技术了，感觉调子不一样。我觉得中国经济，在座的是证券、银行、保险，都有。关注经济走势和货币走势，中国的货币供应量30万亿，因此了解中国经济的优势必须分析关注中国30万亿的货币存量如何变化，也就是对央行政策的变化，或者央行采取怎样的政策，是我们在座每一位都非常关心的事。分析这个事，由于时间关系，不能展开。

我今天想讲的就是我们要分析清楚今年央行可能采取怎样的政策？或者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我们对于当前的货币形势已经出现怎样的变化，我们必须正确把握。这是我谈个人的观点。

我认为当前首先从现象来看，出现两个比较奇怪的现象。第一，特别是2005年、2004年、2003年这三年来看，好象货币供应增加很多，但是物价涨得并不高。比如2003年货币供应19.6%，物价10.6%，05年17.6%，物价反而低了，我说看似奇怪，其实不奇怪，我只是讲现象。

第二，我们的信贷增长的幅度相对于货币增长的幅度比较小，但GDP的增长仍然高速增长，大家看一下03、04、05，贷款的速度逐步下降，但GDP仍然保持在10%左右。03、04，用括号表示经过调整的数据，几乎是10%的水平，很怪。原来只要贷款下来，经济肯定下来。这两年，特别是05的表现，贷款到13%，人民币贷款12.8，我们的增长到9.9，怎样解释这个现象。

我认为当前的货币形势出现三个特征，一是2004年讲的松货币紧信贷的现象还存在，中外银行长期对外统计的，这两年报告不说了，就是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减掉经济增长，你看它的差率是在增加而不是在减少，说明货币是松的现象，从03到04，这两年是局部膨胀、局部过热，但这个差是0.1，到05年反而是到6，货币供应率在下降。而居民存款率在下降，存差从15000增长到9万2，我讲得只是一个现象，说明货币和信贷的增长差额很大，这是第一个现象。

第二，信贷相对于货币来说比较紧，我们用M2减本外币贷款，增长的差额一直在增长，03年是负0.8，到了04年、05年一直在增长，边上的曲线来看，最后的喇叭口可以看出，货币的增长远远大于贷款的增长，信贷比较紧。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报告，表明了不管是一年期的利率浮动的还是加权平均的、固定的，50%的贷款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利率上升，这说明整个银行的贷款是偏紧的，不是往松的放。

第二，大家要看到，在2005年中国的货币走势出现了明显的特征，就是M1和M2出现了严重偏离。也就是最后一个喇叭口，就是05年1月份开始的，从底下数字看，我举个稍微多一点，2002年M1、M2增长是一样的，16.8，03年，M2：19.6，M1：18.7，差额是0.9，到了04年是14.6，13.6，差了1，到了05年是17.6，11.8，差达到5.8个百分点，什么意思呢？整个的货币增长很快，但是体现当年流动性的企业的存款大幅度下降。经济增长很好，但贷款增长在减少，但是银行M1增长很慢，在座的有很多搞证券，我们的理财市场，我们银行的资产管理水平，我们金融市场的深度发展等等相关，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展开说了。

第三，出现了企业融资总量持续上升，但是非银行融资的比重明显下降。我一直呼吁发展非银行融资体系，由于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2003年、2004年、2005年的资金流量表到现在都看不到，我不是批评央行和统计局，我只能用我的方法来算，什么意思呢？在座的都知道，我们一讲就是直接融资、间接融资。间接融资，讲股票、讲债券。我们知道整个资金的来源，FDI，原来不关注，这两年增加很快，经济能否往上走？不仅讲银行。原来的经济发展对企业来说，要发展就得靠贷款。现在商业信用大发展，商业存兑汇票变为银行存兑汇票，这两个因素是这一两年货币市场当中明显的表现。

因此我们从这个思路来出发，经济增长，企业要弄钱才能增长，企业的钱从哪里来？一方面是银行贷款，一方面是资本市场，还有是海外和商业信用。我前面讲了资金流量拿不出来，还有国际收支这块，还有国际债券这一块，由于准确数字没有，所以就不用那个数字。如果按照这个思路算，我们的融资总量对企业而言，实实在在推进实体经济发展的资金，2004年4万亿，2005年4.68多万亿，在增长，但是它的融资比重如果不算商业信用，我们说贷款小口径算比重，从82降到72，降了十五个百分点。如果把商业信用，把FDI这些因素都算进去，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想法和传统的想法，说银行贷款很多，其实银行贷款已经不多了。这里面用的数字是银行贷款的占比，2005年已经降到52.44%，降掉了七、八个百分点，这是很大的比例。

这里面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数字，不是说国家机关给的，是从媒体看的，稍做统计，2005年是6万多亿美金，21世纪报道，我国的外管局的统计是800亿，但是我比较相信外管局的，为什么？因为外管局的数字是实实在在从净比统计的，如果按照800亿来算，去年整个企业的融资量在46000多亿中间，银行贷款比例已经降到50.9%，这是我们决策层和企业界都需要认识到的，我们一直在叫资本市场发展合作，我们一直认为资本合作市场还没有搞好，但要看到这两年金融创新中间，银行的份额、银行的力量已经在非常快速的下降，因为其他创新工具的转弱，这是我想讲的三个特征。

因此，从三个特征来讲，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展开分析。我想说三个结论，中国目前的货币特征的变化，包括M2和M1的差额，包括紧信贷等这一切是改革的结果，是好现象，并不表明中国经济的问题缺少活力，很好。第二，由此告诉我们，在现代制度变革频繁转轨的时期，中央银行货币调控的目标不能简单地按照过去的历史经验数据来定，刚才吴行长讲16%，今年年初都讲了是货币是16，信贷是14。我觉得贷款下来，经济增长得很好，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在变化。一定条件下，贷款的增长速度放慢，并不意味着企业人数的减少和货币紧缩。经济学家不能简单的，一个月出来了银行的贷款指标，少了半个点就是紧缩了，太简单，不能这样分析。我们可能在宏观调控上面更多的要注意总体流动性，总体流动性怎么分析，这是对央行的挑战，在资本变革时期。总体流动性怎么分析？到底怎么看当前经济的头寸，看什么？各种说法很多。在目前中国转轨时期要注意什么问题，按季、按月调控流动性，是中央银行最难的难点。特别在外汇目前的框架制度下，这是我想说的。

第三，今年尽管物价的上涨压力不大，但仍然不能丝毫放松，对于多余货币的津贴。按照宏观调控这样的思路走，我们社会的货币供应量偏多，应该适当收回。怎样的收回，怎样不应该社会的发展，这就应该考虑。谢谢。

主持人王利芬：下面有请渣打银行中国区总裁曾璟璇女士演讲。

曾璟璇：各位领导好，大家好，各位同业者、媒体朋友大家早上好。很荣幸今天在这里面和各位同行一起探讨金融发展的方向，有一些地方班门弄斧的话希望大家不要见怪。

大家知道银行体系是引导存储为经济活动的重要途径，健康、稳定性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和银行未来发展的速度，其速度是重要的课题，太快会带来不稳定，太慢会影响经济发展，与世界不接轨。对于我来说，这是寻求平衡的一个过程。

这里面包括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平衡，批发银行和零售银行的平衡，本地银行和外资银行之间的平衡，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之间的平衡，在以下的时间里会从四个方面探讨一下中国银行业未来发展的方向。用英文俗语来说，我们是在两万尺高空看这个问题。

下面我想谈一下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之间的平衡，（见图）大家现在看到的是1997年-2004年间内地非金融部门，包括储户、企业、政府部门新增融入资金的情况，当中以贷款方式融资比例还是比较高。刚才夏所长说的那样，可能情况没有那么严重，但还是偏高。和股票债券来讲比重还是偏低。在股票市场过去五年的投资额基本没有增长，都是在1500亿人民币左右。如果大部分的金融资产当中，银行业的风险非常的大，银行业要履行存款人提款的责任，也要承担全部贷款可能发生的风险。当经济运行发生波动的时候，这种运行形势就会容易产生问题。所以与银行体系相匹配的资本市场是化解银行风险的办法。而鉴定银行、股票、债券多元化的市场风险是化解金融风险的保证。我刚才听到吴行长解释人民银行对债券市场化发展的各种措施，听到夏所长的深入分析，可以放心达到平衡是指日可待的。

批发银行和零售银行的平衡。过去几年个人消费、贷款持续增长，但是图中所见，总按揭占总贷款的2005年5%，这个数字还是偏低的。内地零售按揭业务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仅为6%，占GDP的比例仅为9%，这些比例明显低于亚太区的数字。零售银行的业务风险比较零散，占用资本金也比较低，盈利空间相对较大，成为了利润的主要来源。有一个专业部门做了一些调查，零售银行业有巨大的潜力，我们从这张图上可以清楚的看到，从2003年，零售银行业都将取得跨越式的进展，其中在2003年中间，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增长速度由14亿美元上升到23亿美元，每年累计增长将会是2%，其实增长速度还是挺快的。汽车贷款收入中也将取得每年累计25%的高增长，信用卡和共同资金所带来的收入增加取得4%的高增长比例。未来10年，是零售银行的业务大力发展的时期，这是比较敏感的问题。本地银行和外地银行之间的问题。

虽然今年很多外地银行进入中国银行业，数字是165亿美元，这是去年的投入，有很多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但外资银行占整个银行市场的比例是微小的。与2003年，我们看到国有资产的规模占到整个银行业的58.9%，而股份制银行、商业银行、农村和城市信用社以及城市商业银行，都有比外资银行大很多的比例，外资可能是5%。与国外相比，外资银行比国内低很多。我们看到最低两个，在左手边的图，是泰国5.8，和俄罗斯是8.1，我们看到亚洲金融风暴发生的地方，那些地方是外资银行占有率比较低的地方，也有很多学习性的研究可以支持，外资银行的进入能够在产品创新方面、公司治理方面、风险防范方面和客户服务方面给内地银行业带来先进的理念。因此，提高外资企业在银行体系中的比例是建立开放包容的国际金融中心进程中重要的一环。

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之间的平衡。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是内地金融改革中重要的一环，以我个人来说，现在是人民银行跟着货币市场世界化，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国家为了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进行开放货币市场利率、债券市场利率，在逐步的推进存、贷款利率化的思路，可以减少利率的风险。但是货币市场浮动的利率制度和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制度同时存在，造成一些问题也有一些矛盾。

以2005年为例，在市场资本过剩的情况下，自由浮动的货币市场利率自然走低了，这是自然的现象。甚至在一段时间，低于固定存款的利率，给银行不仅带来的损失，而且带来了风险。银行政府要采取直接措施推行货币资本市场，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这对金融和市场利率的市场的发展、改革都有非常正面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加快，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如何使银行业健康稳定的发展，成为我们银行专业人员考虑的首要问题。刚才我们说到四个平衡，只是其中一些课题中比较重要的课题。可以说，未来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之路是任重道远，不过我们有非常能干、有智慧、而且有权威性的监管机构和领导，所以我们可以放心。我愿意和金融界的各位朋友一起努力，为经济发展尽一份力，谢谢大家。

主持人王利芬：下面有请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先生发表演讲。

李扬：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非常荣幸能参加这个会。演讲在后面有两个好处，一是前面他们讲到的东西我就不重复，我都表示同意，省了很多话。第二，通过前面人的演讲，我可以取得一些经验，适合讲什么，不适合讲什么。我发现在这个场合不适合做细致的分析，只适合做一些吸引人眼球的话，我抓住这个宗旨谈一点问题。

我们会议的主题是对2006年对经济、金融界的一些的展望等等，中国经济非常的复杂，要想很细的说明复杂的事物不容易。但是在这个场合可以说一下，套一个话西线无战事，06年的情况，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因为中国经济转型当中社会矛盾也很多，在全球的影响也在加强，大家都很关注，会用各种各样的吸引眼球的事件发生。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很大的经济体来说，尤其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发挥很大作用的国家来说，不会有特别大的事。

相应的来讲，宏观政策也不应该有特别大的举措，我注意到刚才吴晓灵行长讲话当中用了讲稿都没有用的一个词“中性”，这个词我们是一个在主张，我们认为政策不要乱动，不要干扰经济的运行，不要干扰企业的决策，要保持中性。官方的表述没有用这个词，刚才吴行长是有意要说这个词还是无意说这个词，我非常同意，要保持中性。什么原因呢？李局长总结，一定会说经济很好，宏观调控的艺术如何如何的高，我不敢苟同。年初我们定8%的增长率，年末搞出9.9，20%的差额，等于这个计划是根本的废纸，等于胡说，8到10是怎样的概念。比如我们说货币，年初定15，最后M2搞出17.6，M1搞出11点几，不仅差得很多，出现两个货币供应走势之差也是始料未及，一开始并没有这样估计。

这说明你的计划和实际产生出这么多“差”，不表明你的艺术这么好，而表明你没有看清楚，或者定的时候是拍脑袋，“十五”定的时候是拍脑袋，说今年的信贷比去年的信贷少一点，绝对不能说明宏观调控的艺术提高了。这也正是我们中国经济今年以及今后若干年，在经济保持比较好的情况下，在没有特别大的事件的时期，要做的主要事情就是完善宏观调控机制。后面还可以说一点，财政部长向人大代表报告今年增收5千万亿的时候没有想到，其中增收2千多万亿，超出3千多万亿。如果说是零点几的变动差不多，百分之十甚至更多的变动，这应该是失职的，而不是调控的艺术，没有调控。诸如此类的这种现象比较多。

在经济相对比较平稳的时候，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完善宏观调控机制。别的领域不说，我们说的是宏观调控，下一步要重视金融领域的完善，很重要是要理顺我们的传导机制。刚才讲了以货币供应量作为我们调控的目标，其实已经很久都没有进行，最早我们控制现金，后来控制M1，现在控制M2，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觉得不该涨但涨了，大家又去拼命的解释。吴行长说作为当局总得有一个抓手，没有办法，尽管我知道它不那么严格，不那么有用，有时候还出乎我们的意料，但得有一个说法，我干事是干什么的，我充分理解。做政策的和做研究的，差别就在这里，总得有一个抓手。

我注意到这几年货币当局试图开辟利率的传导性，在这方面做了很多事情。在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中，试图打通中国利率传导的手段。中国的利率传导现在看来短时间不能依赖：第一，中国的利率有管制，有对存款利率的管制，我自己的预测5-10年可能放不了，有东西被管制，不由市场决定，返过来市场化的手段，对资本就没有调控，透过它就不可能传导政策印象，只要承担管制，你让利率手段有更大作用，就比较困难。

第二，央行本身的利率，利率的体系很复杂，我们现在说央行手头有好几个利率，这也有待于理顺。比如我们对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支付利息，我在多次场合讲过，要支付利息，中国的零利率是超额准备金的利率，目前是0.99，如果把所有的利率扣掉的话，中国整个金融业的图景就会发生变化，你就会发生有些人的说法是很正确的，就是说中国接近了流动性陷阱，0.99是0的话，1点几就非常的低，这个部分要变化。

再有刚才几位多次谈到的央行票据，那是不得以的。央行调控买卖，以自己为债务人的债券，那个东西是于理不合。但没有办法，吴行长讲得非常的正确，是次优的选择，没有手段，没有东西给我买卖，只能这样。但是大家注意，央行的票率已经对货币市场利率乃至整个利率有时候产生了不当的干扰，这块就没有办法。我建议不要搞债率，可以搞其他的。再如，中国对外开放了，外面的利率要考虑，现在美联储加息，这没有办法，得跟着走，但人民币利率怎么办？美联储加一次息，国内媒体就炒一次，人民币怎么办？人民币没有办法，人民币不可能上升。存在这么大低差的情况下，你指望利率渠道发挥多大作用是不可能的，而且会对我们产生干扰。

诸如此类，还比如我们没有一个发达的债券市场，现在的债券市场去年规模扩大得很大，但是大家要注意其中很具中国特色的事情，中国的债券，绝大多数与中国要用钱的企业无关。去年短期融资券和企业有关，再往前一点就是企业债券，这么多万亿的债券存量不与实体经济相关，这个保险公司发，那个银行买，搞来搞去，资金全在金融机构转，这时候形成的市场利率很难反映市场中的真正的资金需求和真正市场供求之间的关系，是银行之间在搞头寸。到底企业要不要？企业要钱，肯定得给。如果真给他钱，利率定在哪里？绝对不是信贷的问题。

在所有东西不顺的情况下，指望利率发生作用也比较困难。该做什么呢？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觉得有两点要考虑：第一，就要充分考虑在中国这种情况下银行的贷款利息。回顾一下改革历史，我们原来是管贷款，98年作为改革的成绩，不管贷款了，改为调控货币供应量。到了02、03、04这几年局部过热的时候，真正需要货币市场派上用场的时候，对货币供应一是控制不了，由于控制不了，对当时要控制的经济过热和控制的行业没有办法，最后只好用一个办法。有一些媒体说犯了古今中外最低级的错误，停止贷款就起作用，这个事本身是非常邪门的事。作经济分析要考虑，为什么贷款一停，事情就可以得到控制，表明了在中国控制贷款比控制货币供应量对经济的影响更直接。刚才夏斌说现在货币也开始松了，但是和货币供应量跟贷款比，贷款更强，贷款在谁手里，在央行。央行能否调控银行，央行政策产生以后，银行是否像央行所预期的那样产生一个反映，我们发现不是。于是在理顺关系中，研究银行的行为，从中央银行角度，相应地研究银行盈利就很重要。我说的感觉是中国的事，我告诉大家，这是当今国际金融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前不久国内有几个研究者翻译过一本书，《通往货币经济学的新范式》，就是讲这个重要，是控制利率重要，控制货币重要，还是控制信贷重要，结果是控制信贷重要，在中国是这样，在美国也是中国，这是我们很大的缺陷。相关的研究基本没有。就是银行是怎样的决策，宽货币紧信贷，这个事情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就是时间的关系，今天不能说了。像我这样刚才说的思路推下去的话，能找到一个符合逻辑的答案。

第二，我认为应该真正发展债券市场，而且是发展那些真正使用资金的，也就是企业、居民相关的债券市场，别去搞那些不直接使用的。银行发债干什么，如果就资金使用的话，银行根本不缺，缺什么？要调整结构。中国发展债券市场，如果做一个题目的话，其中重中之重要发展企业相关的债券、居民相关的债券，也就是发展实体相关的债券，不要搞那些只是和金融机构相关的债券，那样的话，可能会提供一些非常虚假的信息。

由于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谢谢大家。

主持人王利芬：下面有请花旗银行前亚太区资产融资总部总裁夏保罗先生发表主题演讲。

夏保罗：各位贵宾们、各位媒体朋友们、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今天时间很短，我准备谈一个未来影响银行最重要的体制之一，就是洋狼大举入侵，中国银行赢的策略，副标题是创新创新再创新，优化优化再优化。今年年底，在外银行上绑的100条绳子拿掉了，本来不公平竞争，在今年开始公平竞争。外国银行不可能到中国来输，事实上中国银行跟外国银行差30年以上，这句话一点不夸张。很多外银30年前做的事情，中国刚刚做，还有30年前开始外国银行做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做。今年年底，外银要“强打猛攻”这四个字。

下面谈到WTO，从宏观讲，WTO是中国最硬的决策之一，第一跟国际接轨，第二世界上最好的管理到中国来，第三对广大的中国老百姓是天大的好处，有更多的产品可以选择，有更好的服务、更低的价钱。所以是天大的好处。

下面谈外银跟中银差在哪里？谈贷款，谈呆帐，中国在3%以上，国际上在1.5%以上，花旗银行0.5%的呆帐。谈资产报酬率，谈收入资产比，外银基本上在中国的一倍以上，这个差距怎么弥补。所以中国银行最大的硬伤就是不良资产。2006年是关键年，因为2006年以前，外商外银身上绑了100根绳子，今年拿掉了绳子，这是最大的差别，所以今年年底是关键关键特别关键。

我们谈谈外银的策略，第一个策略，在2005年前是大布局，它不能动手但是可以动脑。到今年年底是突破年，绳子全部拿掉了，2007年开始就是收购兼并年，要在中国找最好的战略合作伙伴。2010年是大进攻年，到2020年花旗攻入100个大都市，花旗银行也攻入100个大都市，我不相信这个策略。

洋狼第二个策略是什么？先远海、后内部、先东南后西北，然后找最强的土狼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张瑞敏先生讲的一句话，洋狼和土狼共舞，本身是鸡就做盘中餐吃掉了，你本身是猪就被吃掉了，你是弱的土狼就被淘汰掉了，只有强的土狼才能愿意跟强的洋狼共舞。外国银行进入中国银行第三，先跟中国的强的合作伙伴结成伙伴，然后共享荣华富贵，先抓优质客户、先抓大客户，先挖中国最好的人才，先做投资银行、先做零售银行，先做无本生意中间业务。花旗去年3/4的收入就是无本业务。

攻进100个大都市，这是洋狼的策略。面对洋狼怎么应战才是重点。中国银行宏观来讲三大策略，上策是跟洋狼共舞，大家共享荣华富贵攻入国际市场，中策你在中间市场数一数二，但是要找到你的特色，下策是被兼并。

基本上有五个策略：第一，政府打强心针，第二是自己补强，第三脱胎换骨，第四是优化优化再优化，第五是创新创新再创新。政府五强：第一政府处理不良资产，不良资产在30%下降到10%，是政府力量做这些事情，关键是以后的呆帐是重点。第二，政府帮三大银行剥离不良资产，注销呆帐。农行问题比较大，最后处理。第二是注资，三大银行目前注资850亿美金，农行估计要注资50亿美金，所以1850亿美金来注资四大银行。银行自己做两件事情，第一是找战略合作伙伴，中国银行找了7个战略合作伙伴，建行找2个，工行找3个，但是目前很可惜，找的大多数都是财务投资合作伙伴，很少找到战略合作伙伴。因为中国银行限制外资最多控制20个百分点，所以最好的银行不愿意做战略合作伙伴。

第二是上市，交行、建行、民生都在香港上市，都取得高度成功。讲贱卖论没有道理，价格是市场决定的。是几千万、几亿人民决定的，所以贱卖不贱卖根本站不住脚。事实上，这几家银行上市以后，股票升到50%以上。甚至这几家银行的市盈率超过汇丰银行，汇丰银行是8%，而交通银行是3点多。股民看上的是中国市场未来的潜力，是未来进入市场的活力。这两个都简单，把钱丢进去就行了。

下面是彻底的脱胎换骨。第一是政府的金融政策，基本上会做五个改变，第一是加强银行的监控。中国有几万家金融机构，这个责任是很难的事情。第二件事情是金融控股公司，如果不成立金融控股公司，外银能做的事情中国银行都不能做就太不公平了。第三是银行混业经营，把投资银行跟商业银行打开，把银行保险业和证券业打开，全世界都在这么做。第四是银行双绑，利率让市场决定，产品市场决定等等。第五是外银的管理要恰到好处。

下面谈银行自己的脱胎换骨，第一是先改造思想，思想不改变，行为是不可能改变的。所以，要谈企业文化，要谈定位、要谈战略等等。第二制度要改变，没有制度的话，不可能长治久安。更重要是人的脱胎换骨，因为一流人才就是一流银行，二流人才就是二流银行，三流人才就是三流银行。时间关系，我就讲到这里。

我下面最后谈谈中国银行的八个方向要优化、要创新。第一谈思想的创新，第二谈管理的创新，第三谈人才的创新，第四谈制度的创新，第五谈营销的创新，第六谈产品的创新，第七谈服务的创新，第八谈技术的创新。今天时间关系，很抱歉时间关系就讲到这里。演讲跟人的裙子一样，越短越好，谢谢大家。

主持人王利芬：下面有请中央人民电视台广告部副主任何海明先生发表主题演讲。

何海明：各位嘉宾大家好。为什么我们赞助这样的活动？而且在这里面做一个介绍，银行业对中央人民电视台来说很重要，一方面是很多频道每天要传统的过程之一，另一方面它是我们重要的广告客户。大家知道，刚刚在05年的广告招标上，我们几大国有控股银行全部招标，金额达到了4.5亿。06年估计这个数额银行业最多投放达到6.8亿。利用这个简短时间跟大家介绍，我的演讲题目是媒体品牌与金融品牌的联动，相信媒体的力量。

中央人民电视台见证了中国金融的改革与发展，我们现在有16个开路频道，10个数字付费频道，2个电视网络频道，1个高清数字频道，每天播出600小时以上。这是我们中央人民电视台频道的格局图，它有覆盖全球的传播平台，通过长春北美和外国银行在150个国家落地，有五千万的用户。

我们近年来实行了两个转变，频道的专业化向频道的品牌化转变，我们有两个指标，一个是收视指标，一个是创收指标，我们在全国电视台的收入份额达到4%，占1/4。2005年中央人民电视台首次入选世界500强，入选英国的时报的中国十大品牌。我们在报道中有独特的资源，一套全天主打新闻，二套综艺频道，三套的娱乐频道，有深度的专业报道一套的《东方时空》，二套《中国证券》、《经济半小时》、《财经报道》、《财富股市会》、《新闻频道的面对面》、《央视论坛》、《新闻会客厅》和《新闻调查》，除了这些与金融企业的发展息息相关的新闻类栏目以外，有很多娱乐类的节目和其他节目可以和我们的金融业一起互动。比如同一首歌和欢乐中国行都是和企业在特定的时间有联动，比如民生银行建行10周年的欢乐中国行，同一首歌走进中国银行。央视同时伫立中国金融品牌，帮助它的品牌塑造的创新。

打造企业品牌是媒介和我们金融企业共同的责任，2005年金融界交行、建行上市，工行股改，农业银行塑造新的品牌形象，大家发现中信银行实业银行改名为中信银行，它的广告一夜之间在很多城市发生了标识的改换。06年金融行业招标的情况，农业银行、中国人寿、中信银行、中国平安和人保。从招标客户来说我们中央人民电视台，2004年是2家报名1家中标，2005年2家报名2家中标，2006年是9家报名8家中标。总的金额2005年金融企业是1.5亿，2006年是4.5亿。这个金额的增长是184%。这说明是我们银行企业、我们的保险企业对品牌意识的增强和对品牌的重视。我们看到不同的银行有不同的广告语，比如交通银行的交流融通诚信银行。它的核心要素我们在2002年开始，在新闻联播开创一个提示性的标板广告，第一个做的是中国人寿保险公司。2005年交通银行、建设银行的香港上市，马上在新闻联播后进行了广告投放，出现了境外上市的社会意义。金融品牌的传播必须争第一。

我们也有特殊的形式，比如中国银行赞助了5亿的特殊节目，推出的艺术人生、理想人生的内容定位非常吻合，金融品牌也可以对大事件进行传播，2002年交通银行赞助我爱世界杯特定节目的背板，我们说2002年世界杯的收视达到45%的市场份额。2005年转播的财富论坛，我们说品牌联盟在战略的合作方面，银行与媒介有无限的潜力。去年中央人民电视台与招商银行、交通银行签订了战略协议。2006年我们中央人民电视台继续要为金融品牌的成长搭建更好的平台，我们提出了绿色收视率和绿色收入的概念。我们提出了五个强化，强化CCTV-1的战略地位，强化重大新闻事件的影响力，强化拳头栏目的品牌价值，强化精品电视剧的独家占有，大家注意到《乔家大院》讲的是金融产业在最先的发展。强化大活动、大赛事的转播。今年6月第八届世界杯在德国要举办，这对金融行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今年12月，全国的唱歌大赛传播，十五届亚运会在卡塔尔举行，中央电视台有很多个性化的栏目都可以和金融企业合作，我们愿与金融企业携手同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主持人王利芬：谢谢大家，已经到午间用餐时间了。请大家欣赏著名书法家林钟阳先生的墨宝。这是向中国金融网提供的一句话，叫中国金融之家在大会上展示。

主持人王子恢：女士们、先生们，尊敬的各位嘉宾、尊敬的媒体界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我们在座的诸位在我们紧张的中午议程结束后按时回到现场，首先祝贺在座的诸位，今天下午终于每一个人都有了座位。在今天早晨很多媒体界的朋友都没有座位，都是站着的，现场非常的满。总之，今天的会议开得非常的成功，今天很多嘉宾也围绕金融行业的许多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尤其来自于央行银监会的领导发布了正确信息，对在座的各位都是非常有用的。

今天下午进行商会的学术化的讨论。今天上午主持的中央电视台资深制片人王利芬女士，主持得非常的精彩，我来自搜狐财经王子恢，可能不太专业，但我会学习上午王利芬主持的经验。之所以精彩，是王利芬老师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在座的嘉宾演讲的时候脱稿，我也希望今天上午所有演讲的嘉宾在演讲的时候能够脱稿。据我们了解，不仅有业界的专家学者，而且有经验的演讲者，我相信在座的诸位也有这样的想法，你们是希望我们的嘉宾演讲时脱稿，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请举手，可以看出获得了90%的高支持率，今天下午嘉宾把更精彩的观点带给各位。

接下来我简单的把嘉宾介绍一下。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国良先生，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张维功先生，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先生，中央财经大学保险系主任郝演苏先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刘纪鹏教授，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先生，颐合财经首席经济分析师张卫星先生，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水皮先生，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著名并购专家肖金泉先生。

现在把短暂的时间留给演讲嘉宾，掌声有请第一位演讲嘉宾，有请太平洋保险集团优先共识董事长王国良先生。

王国良：各位嘉宾、各位朋友，按照组委会的要求，要我就中国保险业的创新问题谈一点想法。有一个稿子，我可能拿稿子说不清楚，受到制约，我按照我以前列好的提纲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保险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它的发展速度，它在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运行中的功能越来越显示中国保险业需要加快发展，需要转变增长的方式讲究质量和效益。通过转变，使保险公司主要从自身的力量上去抗御经营的风险，中国保险业每年都以20%几甚至30%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长，也是令国外的保险界十分羡慕中国的市场，以及中国政府推动保险业的发展所取得的进步都令他们震惊。我和国外很多同行交流了一次，他们都认为中国的保险业用大概进步的时间概念，中国人用一年的时间可以做外国人一二十年的事，大概是这样前进的脚步。但是，也必须看到，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中国保险业发展和增长的潜力是巨大的。无论从保险深度还是保险密度来看，我们在全球的排位好象是60位左右，作为这么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跟世界保险业总量的差距，也显示中国保险业未来发展的重大潜力。

太平洋保险集团公司15年创业的历史，我们感到搞好保险行业的自主创新是促进保险业又快又好发展的一条必经之路。当前创新这是一片很大的文章和题目，到底从哪些方面入手搞保险业创新呢？我想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是体制的创新，我们中国现在的保险行业的股本结构是多元化的，有国有资本为主的，有中外合资的，还有民营资本为主的等等。体制问题非常重要，尤其像太平洋这种目前仍然是以国有资本为主的一个股本结构的保险公司，在体制上的创新显得更为紧迫。怎么样推动体制的创新？体制的创新，我理解根本的就是要搞好公司的治理结构，真正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行。我们的体会是大胆积极地引进外资，能加快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全靠自己一步一步慢慢的探索，这个体制创新的过程可能就比较长。我们自己也做过很多努力，尤其是七、八年时间，在公司内部的改革制度上下了很多的功夫，但总是效果不尽人意。

现在不太一样，我们改造股本结构，首先是引进民营资本，承担了100%的国有资本结构，我们引进了12%左右的民资本，现在十分之一是民营的，民营资本进来以后，完全就不太一样了。他所看你这个公司的发展，角度也不太一样，对风险控制的要求也不太一样，能够促进我们的进步。

在引进民营资本的基础上，我们又开始引进外资。现在太平洋人寿保险引进美国凯瑞集团以及美国一家金融集团，他们进来以后，在太平洋股本结构里面，外资要占到25%左右，再加上12%左右的民营资本，股本结构发生的很大的变化，外资进来以后，对企业信贷制度要求非常的高，所以，我们引进了两家战略投资者，一家是财务投资者，一家是战略投资者。显然，我们在内部改革的问题上，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道路上步伐开始加快了。我们正在进行一场痛苦的自我改造。从董事会的结构、监事会，股东大会等等，以及各个专业委员会，还有董事的结构，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太平洋人寿，在98年我们就和美国的安特纳，共同按照50%兑50%的股权比例，我们共同组织了太平洋安泰人寿保险公司，其实这家公司经营的也是很好。在全国的中外合资保险公司里面它名列第二位，友邦下面就是他。引用外资进来，所以，这家公司的内部治理影响讲是比较先进的。他的业务质量也非常的好，借用外方的力量，来推动自己的改造和体制创新，我们感觉非常重要。

第二是机制创新。机制创新，我感觉最核心可能是利益的分配问题。以国有资本为主的保险企业，按照现代企业的要求去分配公司的利益可能比较难。进行中外合资以后，这方面的步伐理所当然会加快。外方跟我提出，王董事长，你知道我跟你们合作最担心是什么？我说不知道。他说我们最担心的是经营机制，薪酬制度如果不改造，他说我们这一把钱就等于扔到黄埔江上。按理讲，我们完全可以进行薪酬制度的改革。但是，还是受到相关政策方面的约束。外资进来以后，这方面就要走得快的多，受到干预的可能要少得多。可以预计，不远的将来来，太平洋将来在薪酬机制将会得到很大的改造。在引进外资上，太平洋的保险公司和国外保险公司全面合作的项目，现在正在顺利地推进，有望上半年完成。接下来很多的问题要好做得多了。

第三是产品的创新。保险公司，产品就是保单，就是卖保险的，现在社会上对保险公司有要求，认为保险公司的产品不多。而且每家保险公司买的东西都差不多，很难适应不同层次、不同人群、不同需求对保险的需求，这个问题非常紧迫。保监会的吴定富主席，几乎每次工作报告里面都全行业产品的创新提出很高的要求。为什么产品开发慢呢？我认为这个问题是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一个新的产品要有很多的代价，现在没有保护，一个保险公司出来一个新的产品，每一个保单把你的东西全拿过去了没有人保护，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应该对开发新品的保险公司实行有期限的保护，比如开发的东西先卖一年，其他的保险公司才可以卖，这样我积极开发的动力就好的多，但是现在不是。产品创新的第二个问题，恐怕要走引进消化吸收外国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再创新。这点我们公司有体会。太平洋财产保险现在所实现的保费收入里30%以上是由外国的保险县公司合作开发的产品。这这些产品所形成的利润，应该占到太保财产了50%左右，这个很厉害的。我们跟多家国外的再保险公司联合开发产品，我们感觉这条路子非常的重要。

第四是加快发展保险业，营销方式、营销手段需要创新。财产保险方面是自我销售。财产保险也引入了人身保险的代理人的营销方式，我们试了几年，还是有效果的。人身保险，最先从台湾引进的是代理人制度，就是营销员。我们公司有20几万营销员，这个营销的方式在一个重要的阶段提升了中国保险业的发展的速度。现在看来，这种制度本身也有他的缺点，如何在继续创新改造代理人制度的同时搞出新的销售方式和新的销售手段也显得非常的紧迫。比如电话销售，这个在国际上是非常普遍，手机也可以销售。我们公司这方面的销售量还是比较大的。再比如电子商务，就是网络销售。太平洋保险公司的电子商务在全国保险行业里面是最早开通的一家按，已经盈利了将近5年的时间，开始比较艰苦，业务上升很慢，现在就不一样了。像2005年的50多亿总保费中里面将近9%是电子商务出现的。因为现在上网做交易的人群的群体是越来越庞大，销售者需要用最短的时间、最低的成本能够给保险公司完成交易，电子商务是可以的。2005年，大概50多亿靠电子商务涉及的保费，这个成本对保险公司来讲成本大大的降低，这个上门服务很重要，但上门服务对保险公司的成本压力是非常大的电子商务在网上很快的完成交易这个是很重要的创新。

第五是IT技术的创新。IT技术在金融领域非常的重要，对保险公司来讲也是及其重要的。完善的IT技术体系，能及时掌握全公司盈利的情况，使高层经营者和管理者能及时了解你这个公司经营的状况。若干年我们这个公司花了很大的财力，将近20亿的价值就搞这个网络，现在效果就来了。比如说保险做假，有些分支机构会做假，现在这个系统怎么也不做假，一做假总部马上会发现。财务系统，IT技术的效果也是非常的明显。在这方面的创新不敢想象的。一个高速发展的保险公司，如果没有健全的IT技术网络，那你的风险根本不能控制。我们现在用这个网络，太平洋所有的保单，叫核保，所有的赔叫核赔，全部集中到总部，我们将近有300个人员负责全国的双核工作，就是靠这个网络。我想这个中国保险业前景很广阔，但是我们面临的任务非常的重。

刚才讲了几个方面的创新，讲起来比较容易，但是做起来非常的费劲。我想要搞创新，保险业要走创新之路，我们保险业从业者要讲社会的责任，要有一种敢于创新的胆略，创新同时要冒险，既然有些创新的东西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弄，但是一旦成果出来以后，大家一看这个是对的。我感觉我们中国的保险市场这么大，中国保险从业的人员费用这么大，中国政府对保险业支持的力度这么大，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保险业的从业人员，应该感到一种自豪，同时也感到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让我们共同努力，使中国保险业保持健康、持续、稳定、较高速度的发展，按照中央的要求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让我们通过保险的正常营业，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正常营业作出我们的贡献，谢谢。

主持人王子恢：刚才王总，刚才王总的精彩非常的演讲，王总就中国保险业的自主创新谈了他的看法。我们现在党又提出民族提出我们要立足于自主创新，自主创新是生生不息之本。刚才王董事长结合太平洋保险创新方面谈了这方面的看法。我们邀请下一位嘉宾，是阳光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张维功先生，从前面获奖词当中，讲到阳光财险是中国保险业的一支新军，我们现在有请。

张维功：我觉得本来是金融召开论坛的一个风格，我原来参加这种会议比较少，原来的安排和现在主持人的要求突然发生了变化。原来之前办公室给我准备了一个稿子，完全是5分钟的祝贺词，感谢大会，大会怎么着。主持人下午突然说要脱稿讲，而且要讲自己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蛮为难的。刚才国良大哥讲得挺好，他是我年龄的老大哥，也是公司的老大哥，原来我们是太平洋的老朋友，他刚才讲了很多的东西，我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讲，因为我们是一个新的公司。

我想面瑞金融业、面临保险业，我们有太多的东西可以探讨，比如金融业的融合，金融业怎么融合？在金融法律环境前提下，金融怎样更加有效地合作，我们应该探讨怎样的路子，可以作为一个很大的题目来做，也可以说很多的话和讲很多的想法，我们经营方法是很高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在全世界只有这么一个国家，这样的题目可以讲很多。

要讲保险业，保险业现在的创新、实践的突破，也可以讲很多的方面。要讲企业，金融企业，绝大多数是托拉斯构架形成的企业，一个非常难以做到的问题，比如我们总部法人和最基层的业务人员、最基层的工作者的行动往往会出现很多的矛盾，法人制定出来的一些具体的政策要求、追求规范等等，在一线、在基层队伍身上很难实现，这可以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可以讲出很多东西，有很多的话可以讲。但今天我都没有准备，可能这些题目展开讲，时间又非常的少。

我就讲一讲阳光财产保险，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文化。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去年的7月28日正式注册成立的一家公司，9月6日举行的开行仪式，到现在仅仅有半年的时间，但公司发展非常好。从总公司运行的情况来看，分支机构建设、分支机构人员的素质，包括现在的经营理念，我自己感到比较满意。

回顾起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机构速度发展较快的前提下，能得到一种自我感觉满意的结果，回想起来，阳光的文化起到非常突出，而且最重要的作用。我们在开业之前，几乎用了四个月的时间专题研究、讨论和探讨最后形成统一阳光的文化，这可能是我们在中国的金融界、在企业组建过程之中唯一这样做的一家保险企业。

我们的文化最后统一提炼出来的核心是什么呢？我们的远景是要打造最具品质和实力的保险公司。我想品质和实力是一个统一的问题，一个指的是量力，一个指的是品位和品质。一个金融企业，一定要追求这样的统一，仅仅追求实力，可能这个企业是很难维持长久，很难作出自己的特色和风格。仅仅追求品位，也是完全和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的趋势、和中国蓬勃发展的情况不相适应的，也就会错过中国在全球最有效、最快的、最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期，我们的定位远景是打造最具品质和实力的保险公司。

过去半年多的时间，我们现在看这种远景的定位，对我们这样一个基础的企业是非常匹配的，而且对企业发展的长远是起到重要支撑的。因为阳光财险的股东，主要是以国有特大型企业为主，包括中石化、南方航空、中国旅业、中国外运、广东电力等，这种定位和我们的构建和我们的基础、治理结构也是非常匹配，我们的使命是共同成长，指的是员工、客户、股东、社会共同成长。现在共同成长的文化，在我们看来是非常有用。一开始讲这个问题，大家觉得是虚的，任何一个企业都是这四个方面。但是在使命里面强调共同成长，对于一个企业，尤其对企业的员工，长远的去追求，能形成企业员工、企业人的理想是非常有用。

我们从反面来讲，如果一个企业的使命是定位于追逐利润，我想它培育的员工一定是追逐个人利益，这是完全统一的问题。如果说你的使命是定位于共同成长，我们才有资格，才有可能实现员工和企业的共同成长，才可能实现企业人本身具有的这种理想和追求。比如现在保险业，包括金融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公司资源个人化的问题。现在许多的金融企业，特别是保险企业，本来应该是公司的资源，往往都掌握在个人的手中，为什么呢？分析起来根本在于文化，你的文化无法支撑和企业共命运的情况。我想这是文化的根本在作怪。只有提出这样一种共同成长的文化，我们在这样一种文化的前提下，才能够不断地培育员工与企业共命运的追求和理想。这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一个追求、两个根本、三个统一，一个追求，我们要创造价值，我们不能因为很高的追求和崇高的理想而忽视了企业的根本点。企业要创造价值，但是对于创造价值的定位，创造什么样的价值，如何创造价值，这是我们作为企业要定位非常准确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我们在开业之初就做出非常清晰的描述，我们两个根本、一个是诚信，一个是关爱，诚信几乎是作为保险企业提到的问题，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但这个要非常的清楚。我们为什么提出关爱？现在很多的企业提出竞争和关爱，阳光一定讲关爱，只有关爱才符合金融企业发展的特征，才符合金融企业员工成长的需要。一个金融企业，大家知道尤其是一个新的金融企业，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很好的利益的回报，他是一个长线的投资。

金融企业的成长也是一个非常稳健的，在这样一个金融企业的特点之中，就需要培养大量的长期服务于各行业不断成长、不断提高的一个金融人才。我们怎样才能形成这样培养金融人才的环境？或者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支撑这样一种情况实现？我觉得就是关爱，我们要从他的工作，从他的生活，从他的物质、精神等各个方面，实施对员工的关爱。对员工关爱，并不是说我们没有淘汰，阳光也有淘汰机制，但是淘汰永远不能成为金融企业的主流，关爱一定要成为员工培育员工成长的一种主要文化。

因为金融企业的员工素质是相高的，要求和追求也是相对高的，他们要得到更多适合金融企业特点，有利于他们成长的关爱文化。我想在这个方面，我们在开业之前也是做了大量的研究。实践证明，这种关爱对我们吸引人才，我们有效的培养人才，已经发挥和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的员工，我们现在总公司规定，全国阳光所有分支机构的员工，包括他的父母，包括他的岳父岳母，包括他的配偶，包括他的直系亲属，只要到北京就医就可以提供帮助。我讲这个企业的文化对金融企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三个统一，第一个是激情合理性的统一，没有激情是搞不好的，但是没有理性是危险甚至是非常可怕，所以激情合理性的统一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统一是创新和执行的统一，不创新没有活力，单位不执行，企业永远无法规范，所以，现在许多的企业简单讲执行我认为都是不合适的，一个企业必须保持创新和执行的统一才能保持这个企业长期发展稳定，第三是团队和个人的统一，任何的个人不能超越组织和团队，但是要承认每个人在组织中的作用是不同的。我们想任何企业这三个搞好了没有搞不好的企业，

我们的企业的精神是四个字“战胜自我”，要做别人做不到的自己过去不敢做的事情，尤其是面对金融业和保险业现在，我觉得战胜自我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保险业行业之间存在着恶性的竞争，整个的市场部规范，各家的公司和主体之间，存在着一些相互上接触很大的障碍甚至出现一些相互的诋毁等等，我们教育所有的阳光人不要讲任何的公司不好，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因为现在保险业现状，保险业发展空间都给我们的创新，给我们的感觉给我们做好自己的工作带来巨大得空间，我们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我想我们所有的追求都可以实现。短短半年的时间，我想我们实践这样一种文化，对我们企业的建设之初发展和增强整个企业的信心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在这里简单给汇报交流和共享。谢谢大家。

主持人王子恢：非常高兴，刚才在两位嘉宾的演讲当中非常的配合主持人的要求，我们再一次感谢他们。刚才张总在他的演讲当中已经让我们感受到了新的阳光的企业理念的文化。我们和中国金融网在去年办了一个金融文化节，提出了金融文化的概念，什么东西是金融企业所需要的文化状态。刚才张先生演讲过程当中结合自己企业的管理提出了阳光企业管理理念，对在座金融界的管理者是有帮助的。阳光人一开始就在强调企业道德和文化的重要性，这对于整个金融企业来讲是很好的描述，希望在座的在分享的过程中，我们未来共同致力于新的金融企业的文化建设。

记者：我想问一下阳光保险总裁，刚才王总谈到创新，自从《保险法》二次修订以后，在保险资金渠道拓宽上有没有一些其他创新的方式？从去年年底，《保险法》修订以后，在保险渠道拓宽上并没有明显的改善，现在都在讲各种各样的创新，产品创新，有没有投资基础设施和实业方面。

张维功：我讲三句话，第一句话，你为什么关心这个问题，我想你对金融行业是非常清楚的。在金融行业之中，保险资金的容量是最大的。比如说银行有很大的现金资本，但是银行的主要功能是放在保险，可以做很多的直接投资，我跟很多人探讨，保险业放开，容量是巨大的。比如放在一个保险行业，聚集上千亿的资本投资到地产行业，如果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收购国家允许的社会保障行业，它完全有这种容量。保险的这种资产不能看保险资金量是多大，它的能量度和其他是不一样的，这是你关心的。第二句话，能够放在什么程度，不是我们能回答的，是中国政府，包括保监会的事情，但我希望尽快的放开。第三句话，在这样的法律环境下，我们还是有很多是可以做的。包括产品，包括从我们融资的本身可以和银行和其他的金融机构做很多的合作，再一个是保监会在这方面的态度也是非常积极，也在创造条件，为保险公司做一些努力和尝试，包括直接投资，现在在保险公司做一些试点的探索。

主持人王子恢：在进行经济学家赵晓博士演讲之前，我们有请德尊望重的经济学家、老一辈的经济学家讲一下他的观点，有请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先生，有请。茅于轼：各位来宾，

茅于轼：各位来宾，我想金融业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资金的流向问题，是从国外流到国内，还是从国内流到国外，还是从这个行业流到那个行业，因为资金的流向决定了国家的经济机构。机构怎么实现？就是靠资金的流动，而且流到这个地方，就会使得这个方面需求的供给变化都会增长起来，价格会上升，利润也在提高。资金流出的地方就相反。今天我想谈谈房地产这个行业的资金流向，它怎么来的，为什么流到房地产？它什么时候会流出去？我想这也是很多人关心的房地产泡沫和泡沫破裂的问题。

我们国家有非常高的经济增长率，同时也有非常高的储蓄率，储蓄率在全世界差不多是最高的，占40%。也就是说我们创作的财富，消费了60%，其中有40%被储起来的。经济增长率这么高，所以，手头上的花钱不多，这个是一个特点，高增长加上高储蓄，造成剩余的钱非常的多，如果我们没有高储蓄的话，创造的财富大部分都用光了，就剩不下钱了。我们剩下的钱非常多，这是第一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我们收入的分配很不平均，这些钱不是平均的分配给我们，而是少数有钱的人，他们收入的增加不是10%而是20%、30%，每年到年底一算，今年的收入比往年高多了。因此，他们的钱在这几年的增长当中是出乎意料的快。这是第二方面钱的来源。

第三个情况就是我们直接投资的渠道非常窄，有钱，手里头拿着钱选择不出什么样的投资渠道，选来选去就选择了银行，银行利率很低，赶不上通货膨胀，这样的情况下就找别的机会投资，于是就找到房地产，房地产为什么这兴旺？这些高储蓄、高增长，贫富差距这么大，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还有一些钱没有别的选择，买房子很容易买，也没有太多的规章限制，经常有房展，就有人买房，很容易就买下来了，所以房子很容易涨上来，因为就有人买呀。在这样的情况是否持续下去？就谈到三个条件，高储蓄、高增长是否能够继续，收入的分配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别的投资选择，如果这三个条件起到变化，我们对房地产业他的资金流动就会有变化。

首先是高增长和高储蓄。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在想中国能不能继续五年、十年高增长，这个我在这儿就不说了，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高增长是很有希望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财富分配的问题，现在我们因为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就造成房地产市场相当程度的扭曲，就是大部分人要买便宜房务必很少，因为这些人没有钱买不起房，买的起房的是手里很有钱的，因此盖的房都是盖的比较高档的房，而且有的是越高档卖得越好，因为他们有钱买得起。工薪阶层一个月挣两三千块钱的人买不起房子的，我们看看跟别的国家比较，拿美国讲，他们的分配比我们平均的多。

因此，他们盖的房，在座很多人有亲戚朋友在美国，大部分买的都是两居室、三居室，买一个公寓房，这个和工薪阶层的状况，市场的情况差异很大。我们盖的5000—8000人的数量买的房，这样人的数量很少，任志强说，盖房是给有钱人盖的，他说得是非常对。盖房是给有钱的人盖的，如果我们的收入分配起到变化的话，房地产市场就会有大的改革，经常说我们国家方面前景非常的光明，因为有好几亿的人改善住房，还有城镇化，几亿人要住房，这话一点儿不错，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的收入分配要比较多，部分人或者收入稍微高一点的人，我们将来一个月挣两三千的人能买的起房？可是我们现在的状况一个月挣两三千的人是买不起房的，因此集中少数人的需求。第三，有没有投资人的渠道，我们今天上午专家讲了，我们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发展。债券市场很差，而且债券市场利润也很低。可以选择的经营品种很少，所以大家到大银行存钱，活期存款，要么就是买房子。

如果带来这种情况的变化，大家想想2004年的时候，股票价一直往下跌，房价一直往上升，这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个钱从股市流到房产，股市往下掉，房价往上升嘛，如果说今年或者是明年股市好起来了，大家有钱不买房，买股票了，房产的钱就流到股市了，如果说我们国家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有可能有许多人拿人民币换别的货币了。买外国公司的股票，我们拿这个公司的前景看，我们就把储蓄换成他们的股票，也不要买房子了，住房市场的钱也就会流出去了。所以说，如果我们有了别的更多投资机会选择的话，房地产市场的钱就会流到别的地方去。

最后我简单说一下，如果钱流出去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在我看来，保险产业的繁荣，有这么一个原因，可能是在其他金融渠道开放机会增加之后，要流出去，或者反过来讲，在房地产泡沫之后，他花钱是肯定往外面流的，不管是增加房贷的利息率也好，还是增长什么税也好，还是设很多的障碍，比如说买第二套的房怎么样，统统的回应，因为钱没有地方去。所以，这三个条件的变化，这个房地产还是继续保持着繁荣，我们不要以为出台了提高贷款利息，房地产就会完，他完不了，你不买房，钱往哪里去？它不是没有出路吗？如果一旦资金有别的渠道的话，房地产就会肯定要下来。

我所担心的房地产的下降，会不会引发一系列的后果？我想有一个社会后果很明显，就是我们眼睛看出去到处都是盖房子，如果资社会金流走了，这个房子半路停下来，变为烂尾楼了，很过工人就开步起工资了，就被解雇回家了，这就造成巨大的问题了。当然，钱流不到房地产，流到别的行业，别的行业就有机会，别的行业机会跟建筑业的机会不同，建筑业的门槛很低，小学没有毕业就可以找到工作，但是别的行业要求比较高，而且别的行业相对于建筑业来讲不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因此就会造成全社会的就业问题更难解决。

所以，从安全的角度，缩小按贫富收入的差距，让所有人都买得起房，也不会造其他的人失业。我们有七八亿人都要住房，那房地产业前景光明得不得了，如果这些人买不起房，那么房地产业前景还要泡汤。

主持人王子恢：非常的感谢茅老师，刚才茅老师结合房地产金融的问题，谈了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热点话题。我们是不患寡而患不均，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现在我们社会的寡就是物质匮乏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如何关注这些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就是我们这些精英所要思考的。非常感谢茅老师关注社会问题的忧患意识以及他严谨的治学精神，我们再一次感谢茅老师。

进入下一个环节，前面请的都是我们的老前辈，下面有请少壮派赵晓博士。

赵晓博士：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朋友，在我们中国的房地产是属于第二产业，主要是建筑，但是在西方房地产属于第三产业，主要是建筑的比例在价值链当中非常的少，主要是服务，特别是金融，所以，房地产三分之一的问题是宏观问题，三分之一是金融问题，只有三分之一是房地产自己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在政府部门里头，最关心房地产发展的可能是建设部，和建设部同样关心房地产发展的大概是中央银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报告已经变为房地产的分析报告，甚至在去年提出了一个政策建议，就是要取消期房，这个政策建议受到激烈的争论。我曾经写过一个文章批评央行的观点。

前面茅老师已经谈到金融问题、谈到房地产，今天主要进一步谈房地产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争论激烈的穷人区和富人区的问题，在中国是否要分为穷人区和富人区，怎么看待穷人区和富人区。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讲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是我从宏观经济研究角度得出来的信息，对各位做金融的朋友应该是有帮助的。

这个信息就是当前的中国经济增长依然非常的迅猛，非常的快。包括2006年，可能还是会有一个比较高的增长，但是我的研究数据发现，有一些非常值得注意的迹象，表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会逐步的放慢，而且金融风险会急剧扩大。理由就是看一个基本的指标，增量资本的产出效率，换句话说，你要获得一个新的单位的产出，你要投进去多少个单位的资本，从这个指标来看，中国从90年到95年还可以，是13.5%。从95年到2000年已经上升到4.5，2003年已经上升到5.1，还在不断上升，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要获得一个新的单位的产出，我们要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本。换句话说，我们越来越难挣钱，意味着投资风险越来越大。投资者发现他们投进的钱基本没有回报，而且很低，这样投资者就会没有信心。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有相当一部陷入悲惨增长，所谓悲惨增长就是指增产不增收，乃至于赔本，处于吆喝的时期。制造业这种风险很快就会传到金融部门，我提醒各位做金融的朋友注意，这不是我今天展开的话题，这个话题展开要谈很长的时间。

仍然在进入我的正题之前我回应茅老师一个观点，仍然是很重要的，茅老师讲到储蓄率非常高，有两个原因，一是贫富差距大，二是缺少投资渠道，这两个理由都是成立的，但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如果说贫富差距大，中国的储蓄率就很高。我们知道当年日本的储蓄率也很高，但是它的贫富差距没有像中国这么大。换句话说，无论你贫富差距大，还是贫富差距不很大，储蓄率都有可能是很高的。中国真正储蓄高的原因，是一个现在大家很少提到的，但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原因，而且这个原因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我们知道一个人要储蓄，首先要有储蓄的资金，你的钱从哪里来，没有钱怎么去储蓄。我们知道毛主席的时代，中国人很穷，没有钱，原因是什么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毛主席的时代，大家都在生孩子，生了很多的孩子，而且养这些孩子是要花钱的，这些孩子是不创造钱的。毛主席时代生了大量的婴儿，到邓小平的时代就成长为青壮年劳动力，大家看到这个结构，毛主席时代是金字塔型，老人很少，年轻人比较多，最多的就是小孩。

一到邓小平时期，尤其到现在，已经演变为橄榄型，老人和小孩都很少，最多是年轻人，大家知道年轻人是干什么，年轻人是挣钱，而且挣钱是花不了的，不是挣现在的钱，而是挣一辈子花的钱。挣一辈子的钱，花不完干什么呢？一定是储蓄。所以中国的高储蓄实际上是跟中国人口的结构有关系，毛主席时期所生的人，到邓小平时期所形成的青壮年的劳动力，大概在改革开放初期，全世界每一百个新增加的劳动力里面就有30个出现在中国，这些人挣的钱，年轻人是储蓄的时候，所以中国储蓄率很高，跟这有关系。中国社会一旦进入老龄化社会，很快高储蓄就不会存在。如果高储蓄率不会存在，大家可想而知，高的投资力就没有基础。

如果高的投资力没有基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会放慢，不幸的是，2004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上升10%，意味着什么呢？按照联合国的概念，如果60岁以上的老年占全社会人口7%，意味着一个国家初步进入老龄化社会，现在我们国家正初步进入老龄化社会。10-20年时候，就是当本人退休的时候，中国那时候平均每4个人大概有1个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那时候我们的储蓄率一定是很低的，或者跟这个时候不是一个水平。

大家知道最近争论非常激烈的一个话题，就是中国在穷人区和富人区的争论，争论的有来是这样的，有一个房地产商很有名叫潘石屹，他写了一封公开信，这封公开信叫“我不赞成新城市的建设中分穷人区和富人区”，给任志强的一封信。在这封信当中，他说任志强提出了关于在新城市建设中要把穷人区和富人区分开的观点，他批评这种观点，说我不赞成这种观点，认为这种观点过时了，而且是有害的。很快任志强写了一封批评性的回信，说小潘的无知及认为他从来没有提出过在新的城市建设中把穷人区和富人区分开的观点，而是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过程中，必然出现不同收入阶层的建筑以及居住区域，穷人区与富人区的划分是消费自然选择而形成的结果。同时任志强还建议潘石屹自己建设的房地产项目，就是指富人区，不可能穷人也住进去。任志强还写了一篇文章，认为出现了穷人区与富人区是不可违背的观念，如果反对穷人区与富人区，是违背了道德的观念。在这里面我不想讨论这两个房地产商哪一个更高明，哪一个不高明。我不想讨论谁更讲道德，谁更不讲道德。我想这里面的核心问题，是我们要探讨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第一，中国社会现在有没有可能会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第二，我们究竟如何看待穷人区和富人区。中国是不是要任由穷人区和富人区分化的发展模式，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关注的问题。

首先我们看到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会不会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这个问题跟什么问题联系在一起呢？就是跟收入的分配。如果收入的分配是两级分化的，很简单，富人会买房子，穷人买不起房子，只能住在贫民窟里面。很自然，贫富差距，穷人和富人自然选择的结果，就会出现穷人去和富人区。在历史结果看，伦敦有伦敦东区和伦敦西区，纽约有上曼哈顿区和下曼哈顿区。先行的国家都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的分化，原因是他们曾经出现过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中国当前的问题是中国的收入差距已经差不多是全世界最高的，在全世界人口的大国里面，绝对是名列前茅的。所以中国现在已经存在着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收入的背景条件，所以我认为任志强这样一个观点在这个时候提出来，并且讨论这个观点，其实是非常及时、非常重要的。

贫富收入差距是导致穷人区和富人区出现的宏观背景，同时中国社会又具有了这样一种背景，换句话说，穷人区和富人区的出现，在中国社会有这么一种趋势，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承认穷人区和富人区在中国一定会出现，也不意味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就一定是穷人区和富人区分化的道路，可能是穷富合化的道路。根本性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比如对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对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实际上有很多批评，大家并不认为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是市场化的结果，大多数认为是权力资本介入的结果。权力资本介入使中国出现收入差距过大，进而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就有人问为什么要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为什么不纠正权力资本的介入，抑制这种贫富差距的趋势，这是第一个问题。

更加重要的问题，即使一个社会存在着这种收入差距的现象，也并不意味着这个社会一定会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根本的问题在于住房的发展和建设不光是市场的问题，同时带有社会性的问题、公共性的问题。换句话说，开发商建房子卖给穷人还是富人，由市场利益决定的。在一个国家当中，一个建筑的发展过程中，能不能允许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怎样看待穷人区和富人区？是不是政府要进行干预，不让它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这是超越市场的问题，带有公共性质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事实上我们看到发展中国家，对于他们早年市场条件下出现的穷人区和富人区，认为这是教训，他们看作为城市的伤疤。

回过头来看，发展中国家走过的道路是一种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就像环境污染一样，已经出现的污染，回过头来再去治理它，他认为不是好的道路。其实政府一开始要介入，这种介入就是边污染边治理，就会走出穷富融合，这个城市就不会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的一个发展的结果。最重要政策选择有这么几个。

第一是政府要确立穷富融合、社会和谐的居住方式，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的目标；第二，政府一定要提供充足的城市公共设施，营造良好的公共空间。第三，政府要关注目前划地为牢的小区建设方式，更多向自由开放的空间进行引导。这里面特别重要的，除了调整政府对收入干预之外，第二点就是政府要提供充足的城市公共设施，营造良好的公共空间。换句话说，当大量的公共空间出现在私人住宅中，就会使穷富的差距变得大，穷人区和富人区本来非常明朗就会变得非常的模糊。

在香港至少看不到这种明显的分区，甚至看不到这种小区，非常贵的一栋楼可能在这个地方，非常便宜的楼可能在那个地方，更重要是有大量的基础设施分配在穷人和富人住宅中，比如公共操场、公共体育设施，比如这个公园，大量的免费的公园，不用买门票，大量的公共产品的供应，学校、医疗等等，香港的收入差距在亚洲是比较高的，但香港人的生活质量差距没有他们收入差距大，比如富人可以享受自家的花园，但是穷人可以去享受公共的公园。富人可以在自己的游泳池里游泳，而穷人可以在公用的体育设施健身，生活质量的差距没有他们那么大，没有穷人区和富人区，就没有城市的伤疤。我认为城市应该用公共空间的介入，使得穷人区和富人区这样冷冰冰的钢筋水泥的建构变为模糊，政府在污染的同时进行治理，使中国走出贫富融合、社会和谐的道路，谢谢大家。

主持人王子恢：感谢赵晓博士。现在进行提问。

记者：我最想知道的问题就是最近五年，大概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是多少？去年是9.9%，也就是10%左右，如果慢的话，是否从五年以后开始，还是从“十一五”计划这个五年开始呢？

赵晓：过去几年，中国GDP的增长一直在9上10下，一直是9%、10%的界限，我认为会逐渐回归到8%，甚至更低一点的空间。我个人认为，96年就是本轮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降年，这一段黄金增长可能在96年往下增长。政府在未来五年计划当中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扩大内需，扩大内需第一次是在中国内需不足，出现通货紧缩的时期提出来的，再次提出通货紧缩未来什么呢？但是未来五年经济增长速度有很大风险。未来经济增长速度在什么指标，可能取决于很多的因素，我现在不能给你一个清楚的数字。非常清楚的是中国外贸的增长，平均是16%以上，未来几年内能增长10%，我们认为就很不错了，可想而知GDP的增长也会往下走，谢谢大家。

主持人王子恢：感谢赵博士，刚才一位嘉宾吴晓求由于工作安排得比较紧，所以提前走了。如果知道他安排他工作这么紧的话，由他先讲。现在我们有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刘纪鹏教授。

刘纪鹏：王子恢希望大家脱稿讲，而且前两位“脱”得很精彩，媒体希望我们“脱”，无非是想看得清楚，说不定还会发现某些人某个部位的缺陷，但是我想漂亮的人不怕“脱”。经济学家有一种人士就怕脱稿，因为就喜欢总结或者招搬照抄西方，没有鲜活的语言，那是能力差。也有的人喜欢脱稿，脱稿可以把讲的错话归纳为记者，曲解或者瞎编，空口无凭，没有证据。我属于哪一类人，大家可以看着写。

今天的主题呢，我想脱口讲什么题目，太小了不行，太大了也不行，我想讲一个叫“论改革的方向和方法”兼论“经济学家的良知”的问题。为什么我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有的经济学家提到中国经济经历到第三次改革的大论战，出现了反对改革的声音。特别是一些老的禁卫军反对市场化改革，同时也出现了不好的倾向，这张反对改革的声音很可能是反对经济学家入手的，有人说有这么严重吗？也有的人讲，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批判文艺工作者开始的，现在对改革的问题，反对的声音就要从批判经济学家入手。这是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很敏感的问题，所以很多人特别注意到总书记、总理特别在一次同一天讲话中强调三个不动摇，坚持经济发展的第一要不动摇，坚持改革不动摇，坚持用市场来配置资源不动摇，在这个问题上，对于理论上的论证，是否在方向上有反对改革的声音呢？我们是否重视这种声音呢？能否掀起大浪，有没有人承认反对搞市场的改革，是不是把这个问题归结为方向改革有点危言耸听呢？

无非是大家在目前的改革进行一种反思，到底是反对的人多还是反思的人多。是否把反思改革的人也当成反对的人对待。经济学家在这个过程中是否要倾听反思改革的意见呢？因此就出现当前理论界在方向上两种不同观点——计划和市场的争论。大家恰恰可能忽视了另外一种较量，就是主张在同样市场化改革中，他们对改革的方向始终在这几年当中论战，改革到底是一步要过渡到彻底的市场经济，还是要稳步、逐步的过渡。改革最重要的是方向，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方向问题，还是方法问题？我的结论，可能有的人把方向文化说得过于危言耸听，但是把方法问题却太过于忽略了。

所以，我记得被搜狐网聘为顾问，我在2003年还是2004年写了一篇文章，叫《产权革命的机遇和挑战》，我提了两个问题，第一是《中国改革成功了吗？》第二是《中国改革成功在哪？》结论是中国改革成功，也只能是阶段性的成功，大家切不可被一片赞扬声掉以轻心，因为我们正在步入产权既是政府体制改革，也是国企改革的深水区。第二，中国改革成功在哪？我在2004年提到，为什么在中国的经济学家眼里看哪都不规范，看着中国的改革就别扭，总觉得你不彻底，什么一股独大，搞集团公司，没有搞整体改制，搞了股权分置。我们能把中国的改革和不规范划在一起吗？经济学家为什么拿不到诺贝尔奖，老拿外国的一套按东西照搬。当时我讲真的怕别人把我叫为经济学家，尤其当有良知的经济学家。所以经济学家应该在改革的方法上认真的反思一下。

中国的资本市场，是我今天要谈的第二个话题，因为我认为股权分置，股市是大家关心的，在方向问题上，中国的股市五年苦苦挣扎，到今天还没有看到一个明确希望的曙光。中国的股市是在中国整个改革中最早掉入“休克疗法”的重灾区。它不应该是这样的走势，这和我们经济学家提出的很多主张，适加坚持股改，要推倒重来，认为中国的股市泡沫过多，用行政手段来挤压泡沫，政府能保持赌徒吗？在这个问题上，道德和经济上的“休克疗法”是股市掉入“休克疗法”误区的根本原因。

五年的方向论战，这一仗应该说我们打赢了，就是按照对价改革，这个成果是股权分置最大的成果，方向赢了不一定能成功呀，方法呢？单一股改的模式，使得良类股东责权利发生的时间不同，吴晓求教授在人大开一个会，说股权分置改革后的市场形势怎么看？联办开了一个会也是股权分置改革后的治理结构和购并，我当时在大会上说，我没有想到最尊敬的吴晓求教授犯了最低级的错，什么叫股权分置改革制度，股权分置改革后，充其量是大股东，把股东改为股民，大股东的权益从7月份开始，5%，第一大股东流动，是少于5%的100%的流动，明年是10%，后年是100%，所以要判断股权分置改革后起码还要在方法上看三年，所以整个股改方向占了五年，方法上还要再看三年才敢提股权分置改革后这个词。

因此我们对改革的路径和选择方法上，远远重要于对其他的争论，因为坦率讲，敢站出来反对市场化改革的人几乎很少，但是在改革的路径选择上，我们到底是尊重国情、实事求是，还是一下子要学美国掉入“休克疗法”误区，这是今天对我们最大的威胁，不管是电力改革，还是今天的教育、医疗的改革，都要在这个问题上保持尊重国情、借鉴规范、逐步过渡的思路。我们有一位经济学家提到，摸着石头过河，当成中国改革的基本方略，我从一开始就怀疑，当然我并不想批判你，小平同志活的时候你怎么不说，我是说中国在27年以前能提出一揽子驾驭改革的方案吗？提出来能行得通吗？现在回过头来看八、九年，我们发生的那一场风波，和很多国际的改革不无关系，这么高的通货膨胀，考虑到人民币的承受度吗？中国的改革曾经能和俄罗斯对比，但是我们今天的股改的思路在方法上不是最佳的选择，单一因素，我们无法求证，因为历史上只给我们这样一次机会，哪怕是再差的方法，只要共产党的领导，集中全国人民的力量，三年内渡过五百难关也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我们考虑过方法吗？

所以在这些问题上，这个论坛非常重要，我们今天迫切需要研究改革的方法论和方法论的改革，今天我想谈到兼谈经济学的良知，能力体现在哪？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不是翻译几本书，照搬照抄，那些东西很好挣，今天我还要吴晓求同志，吴晓求同志我很尊重，但有一个观点我不赞成的，他狠批一股独大，我认为股市一定会走到一股独大的方向，当时没有股份制就没有股权制，我和吴晓求同志交流很少，你批判这个问题，等于批判我。

第二，关于资产流失的问题，银行到底卖多还是卖少了，现在的价格没少，从方法上我们研究过吗？就在这个时期，我们全银行的整体改革，整体改制能卖对价就不错。中国的四大银行，为什么一定要整体改制呢？你能不能先把银行分一下，然后抽出华东这部分银行，斩断关联交易先上市，今后一定是卖高价。回过来再收购华东，所以方法问题一定不要掉入误区，要研究这个问题。

今天既然在这里要“脱”，我借这个机会谈一下自己的观点，五年的方法论战，证券业全行业亏损，五年哀鸿遍野，有一个公司却蒸蒸日上，成为行业第一，大家都知道是中金公司。独产论也好，推倒重来也好，有人受益，未必不是独有控股吧。经济学家当代表，难道没有特殊利益吗？联通我也想提一下，谁都知道联通的上市，这个企业成立几个月就能上市，这个企业上市的全部资产就是在香港联通的146亿股权，4个老子吃一个儿子，一个主体场，上面是红筹股，还有B外的联通，把B外的联通解决海外联通，一个外部的单位不能请，只能证监会才能请。联通的独立董事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当联通的独立董事是有风险的，别人看不明白，我看得很清楚，要么能力差，看懂了不说，要么你是没有看懂，要么能力差，要么良知有问题，为什么看懂了不说。

大家今天确实应该反思一下这场改革，在反思的过程中，我衷心希望大家从方法和路径方面多想问题，不要把论证改革就认为是反对改革和拥护改革，这样水火不相容。由于时间很短，不知道讲清楚没有，如果讲得不错的话，就归结于中金网今天中午的白酒，酒撞俗人胆。如果讲得不对的话，可能我的良知出了问题，谢谢大家。

主持人王子恢：刘老师的演讲，从刚才的掌声可以得到引证。刘老师的演讲引证了前面说的漂亮的人不怕脱。刘老师是我所见的为数不多脱口而出的，他结合方法论的问题，不仅要关注改革的方法论，还要关注方法论的改革，我认为刘老师的观点非常的正确，而且我们也很高兴刚才刘老师在自己“脱”的过程中，不仅“脱”得很漂亮，而且向下一位演讲嘉宾发出了挑战，他对吴晓求的观点持有不同的意见，我想相信接下来的演讲会更精彩，在演讲之前代表听众向吴晓求教授表示感谢，为什么？刚才吴老师的议程安排非常的紧，为了赶下面的议程决定要走，后来在我们工作人员邀请之下，在座又有这么多听众，非常殷切希望听到吴老师的演讲，吴老师把刚才的议程推了，回到现场来演讲，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吴老师。

吴晓求：应该安排华生教授讲，我占用他的时间，非常的抱歉。刚才走是因为还有一点事，昨天告诉我的发言时间在什么时候，那边我就安排了，我今天一看，现在的行程好象有改变，我一看来不及，我就想走了，但是我觉得任何事情还是要按规则做，你发给嘉宾的行程是什么样的，不要变，否则变了以后就引起下一步事情，这是我对会议组织提一点建议。我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大型的和特大型的国有企业到海外上市的问题，这应该是当前非常热的一个话题。

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可以看到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有两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是要积蓄外汇，同时资金比较短缺，这是当前企业发展和整个宏观经济环境表现出来的特点。

第二急需借助市场化的力量改变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结构。在这样的目标和环境下，当时我们走的这一条道路，把我们的国有大型和特大型企业，特别是具有资源垄断型的企业送到了海外上市。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当时所处的环境和当时所解决的主要矛盾和角度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确的选择。但是，如果到今天来看，我想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我们所处的环境，可能和20世纪90年代是不同的。今天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非常庞大，去年年底达到了接近8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现在已经超过85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庞大的外汇储备如何提高他的结构和如何提高它的效率我们费劲脑子。在整个体系，尤其是银行体系，几万亿的赢余之间，再加上中国内地资本市场，我们正在推股权分置改革，已经超出了60%，我们目前发展资本市场的环境和20世纪90年代是不一样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主张这些大型、特大型的国有控股企业，特别是具有资源垄断的这些企业，我认为应该从战略安排的角度要慢慢的回归自己的市场，我认为这是必然的选择。我们以前走的一个战略模式，是把好企业、大企业送出去，再加一个QDI，QDI是解决庞大的外汇储备，要寻找投资方向的问题。我们试图想一下，如果按照这个战略，再找20年，你就会发现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将完全的公信化，20世纪这样一些小的企业，一些过渡竞争的企业，一些没有资源垄断的企业，一些规模很小的企业，实际上支撑不了中国的未来，不要把这些企业未来都变为微软，这是不可能的。把这些企业送到海外再开QDI通道，这样一种资本市场发展的战略模式，这个时代应该结束了。

因为它所处的历史背景已经完全不同了，我们应该抛弃这样一种思路，而要建立新的思维，资本市场的新思维，也就是我们现在中国一定要有大国的意识。改革开放之初，所有东西都要向别人学，这是对的。我们不向别人学，将走很多弯路，包括资本市场也要学，所以在这样环境下送出去是完全正确的。到了今天，我们国家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它越来越对社会、对全世界的影响力和贡献度越来越大。我今天上午参加了一个教授来华的座谈，关于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其中是黄海州教授提到，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中国的经济虽然我国的GDP只占到全球的GDP的50%，但当全球贡献率达到了25%，美国的GDP占到全球GDP是25%，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是50%，也就是说这两个国家加起来，已经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5%。

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我们国家应该有大国的意识，承担全球的责任和义务，我们要构造强大的经济体系，我们没有强大的经济体系和强大的市场，就不可能承担强大的市场责任。如果我们是空心化的市场，怎样承担这样的责任呢？所以这些企业回归到大陆，回归到内地，我们回避了，但不是明天的回避，而是战略的安排。这是我们面对的任务和环境不同，我认为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个人的、企业的局部利益一定要符合整个国家发展的战略。从企业局部利益来讲，愿意到海外融资，因为到哪儿都赚钱，但在海外上没有形成资本，但从国家的金融资本和国家的金融战略上来看，还应该慢慢流到内地市场，所以我们市场就面临着积极重要的任务。股权分置改革是培育中国资本市场走向规范的最关键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如果不走这一步，任何事情就无法做起，从这个意义上讲股权分置改革必须推进，而且要顺利地完整。这是说的第二点。

第三点，我们让这些企业慢慢地回归，或者没有上市的慢慢的要注重中国内地的市场，还是基于其他两个原因，一是我们要对我们的投资者、我们内地的老百姓选择一个丰富多元化的支持，让他们选择。今天的房地产泡沫，看一看是否是房地产的泡沫，实际上中国资本结构出现了问题，没有给社会大众和投资者提供流动性好、收益相对比较稳定的资产，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把钱存在银行享受非常低的利息，只能寻找房地产来支持。如果资产的结构由房地产承担，居民的资产由房地产占主导的，只能说明我们的金融体系是极其落后的，只能说明我们金融体系是极其落后的，这样的金融市场，大家是不愿意投资的。未来中国前50家的企业都在中国内地上市了，成为我们的上市公司，这种局面是能够扭转的。比如在美国前五十佳公司都在美国本土上市，我们要学习美国的经验，学习他们先进的理念，学会如何保护自己，我们学习外来的经验和技术是必要的，但还要学习美国如何防范外来的风险，这是做得很好的。在中国本土上，我们外资银行要慢慢开放，这种开放是需要的，因为加快的竞争，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有一种风险防范的意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国前50家的企业都构成了美国本土的企业，比如道琼斯股票占纳斯达克当中的50%个企业，我们可以构造蓝筹股，包括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比如说申花集团，中国移动、中国网通、中国电信、中国联通，还有保单，还有上海汽车，还有长江电力等等，这些东西未来慢慢都会上市，这些企业会成为资本市场最主要的群体，有了这些企业的上市，我们才可能指望我们的股票市值有比较高的比例，今天我们的比例很低，只达到百分之十几，美国是在百分之一百至二百浮动。我们要达到百分之一百至二百，没有这些企业是不可能的，永远不可能的。

所以回归是必然的。我们认识到这个重要性，还要看到我们从政策角度做匹配，否则市场的大局会影响政策的酝酿，所以这些政策的出台一定是匹配的，从这个意义上要加大资金体系的改革，我们要想方设法把银行体系庞大的几万亿的资产、几万亿的资金通过适当的管道运用到市场当中来，有了这些大企业来，这些资金是会来的，庞大的房地产资金也会来的。同时我们还要大力发展私募基金，不要让私募基金没有法律生存的空间。

我认为不完全要加入公募基金，也可以加入特定管理人来管理，我们当时还要扩大社保基金和商业保险基金的入世比例，除此以外更重要是我们要改变原有的观念，由原来把企业送到海外加一个QDI转换为一个新的思维，把这个企业留到这个市场，加上更广泛的QFII，不是目前意义上的QFII，因为目前QFII门槛比较高。我们要把海外的资金有序地进入到我们的市场，事实上我们既欢迎马克特，也不要怕马克特，我们的市场也仍然可以强大，仍然发展。谢谢大家。

主持人王子恢：感谢吴老师精彩的演讲，给改革带来了新思路、新思维。下面进入互动环节。

记者：吴老师，刚才你说到很多呼吁金融体制改革，呼吁得很不错，而且应该学习西方的路线，学习先进的经验，这是有必要的，避免走弯路。关于股改的问题，对方向很赞成，但对于方法和路径，你认为现在的股改是成功吗？你的文章当中对此很赞成，我想请教一下，谢谢。

吴晓求：我对股改的建议、路线、方法我是持肯定态度的，而且是很支持的，因为核心是走多元化的道路。如果资本市场上有创新，股权分置改革也将创新。我们很难在产品上创新，产品上大家都有，只要拿过来就可以了，但是唯独股权分置改革的方案是可以创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的股权分置改革一整套的思路我是赞成的，是持支持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之后，中国的确会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由于时间的关系，就不展开了。

刚才刘老师提到不赞成我这个观点，其实那是三年以后的事情，事实上我是说股权分置改完之后一个标准，如果市值达到80%，我基本认定股权分置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完成之后，因为它的制度受到了变化，所以很多行为的特征也会发生变化，比如专家文化，我断言专家文化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之后，或者在股权分置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对信息披露，我确信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和在股权分置时代，尤其人为控制相关利益者，我认为是仍然存在的，以前做假是为了市值最大化，我们要提前研究。股权分置改革之后会带来哪些新的问题，所以要有一个战略的安排，谢谢大家。

主持人王子恢：感谢吴晓求教授。

刘纪鹏：刚才没有人问我。我对价改革还是施加改革是方向问题，方向问题，是单一送股的股改模式还是多元化的股改模式，是方法问题，目前来看是单一送股的方式。股权分置改革后还是叫大股东送股后，这是我刚才和晓求先生的建议，我认为送股完以后，G股就变成了鸡骨，只有骨头没有肉。八年股改，我说的